《敢于担当的人生》
南昌三中校本教材系列丛书
《敢于担当的人生》
总主编：许建成
南昌三中校本教材编委会
主 编：许建成
副主编： 吴永安 解壮丽
成 员：蒋玉清 徐 蓉 吴梅玉 罗来旺 刘晓东 王黎明 占志斌
魏继平 刘维萍 庄米泉 陶新平 涂建平 谭振华 邹志雄
杨长根 雷 萍 陈立明 吴耀山 周 轶 顾建云 任小龙 曾 珊 张金生 余爱凤 刘 杲 徐 虹 丁晓雯 盛文英
胡建平 汤跃辉 李文兵 唐荣华 杨复元 龚慧珍 万志春
刘 谦 武金柱
本册执行主编：杨复元
成 员： 黄国祥、李文兵、肖育琼、李佳、熊文文、吴晓娥、袁素荣
总 序
南昌三中是一所百年名校，多年来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秉承传统校风，坚持立德树人。经过几代教师的辛勤耕耘，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誉的江西省重点中学，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现任南昌三中校长许建成带领全体教师，以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教育实践活动，遵循教育规律，探索人才成长规律，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为发展每个学生的优势潜能提供帮助，实施因材施教。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编写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特色教材已成为衡量特色学校的重要标志。《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规定：“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这为我校教师编写校本教材提供了依据。校本教材是以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为主体，为了有效地实现校本课程目标，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并共同开发和制定一些基本的教与学素材，作为校本课程实施的媒介，这些素材构成了校本教材。校本教材是对统编教材的补充、延伸和完善。经过学校行政会研究决定，我们组织教师编写这套校本教材丛书。
南昌三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流的师资力量、丰硕的办学成果之优势，本着以“科研为先、创新为魂、育人为本、观念为新”的办学思想；以“国际化视野，多元化发展，个性化成才”为育人目标；以“文化建设为核心，课程改革为抓手、教育科研为动力、学生发展为目标”的管理理念，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南昌三中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为学生多元发展、个性成长提供了坚实平台，促使学生关注自然、关注科学、关注文史、走向社会、体验生活，促进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自然、爱生活、爱家乡，进而形成爱社会、爱祖国、爱民族等方面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坚持校本课程开发必须紧密结合国家课程标准，形成学校特色，进一步拓宽学科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南昌三中校本课程，形成科学的校本课程体系。坚持走以课程建设为重点、文化管理为特色、多元发展为目标的道路，着力开发优秀的校本特色课程，形成南昌三中的核心竞争力。
南昌三中成立了由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组成的校本教材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校本教材的规划方案与内容审核；成立了校本教材编委会，主要负责组织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和自身专长参加编写工作，确保校本教材的编写质量。这套丛书包括知识拓展类、职业技能类、兴趣特长类、综合实践类、语言文学类、人文社会类、科学技术类、体育艺术类、德育活动类等，我们感谢参与编写的在职教师及离退休老同志的辛勤耕耘与付出，我们坚信南昌三中校本教材丛书将成为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助推器。
南昌三中校本教材编委会
2015年8月7日
前 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要“坚持德育为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推进课程改革，加强教材建设。”作为教育实践一线的学校，我们在思考如何把以上精神落到实处，避免现实教育中由于重智育弱德育、重知识弱素养、重技巧弱人文而造成的“空心人”；克服德育工作“跟着感觉走”、德育课上“信天游”、“只有标题没下文”、“只有口号没过程”、“只有形式没行动”、“只有想法没载体”的局面。通过多年的思考与探寻，根据我校特色，我们确定以“做敢于担当的人”为德育教育的突破口，构建学校的德育教育体系。历史证明，敢于担当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一。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人、我们的学生都应当有担当社会责任的素养，就是要做敢于担当的人。一个没有担当精神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认为，敢于担当，就是每个人能在无时无刻都能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挺身而出不退缩、就是能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起先锋表率作用。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生生不息，正是有由于有千百万敢于担当的仁人志士成就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南昌三中是一所百年名校，有光荣的文化传统，学校始终贯穿“勤、朴、忠、勇”的教育理念，践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其中，勤:勤以治学，即：勤于学习、勤于工作、勤于思考、勤于创新；朴:朴以持已，即:艰苦朴素、工作朴实、淳朴诚实、朴素理想；忠:忠以待人，即：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孝敬父母；勇:勇以任事，即:勇于奉献、勇于钻研、勇于探索、勇于担当。这些无不折射出敢于担当的人生观、价值观。
为了实践“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战略，结合南昌三中的传统文化，做到德育教育有载体，德育教育有特色，我们组织了我校历史教研组部分教师开发了《敢于担当的人生》校本教材。他们从中国历史上挑选了18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突出的典型代表，他们是古代、近代、现代中国历史上把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奉献给了我们人民的突出代表，在他们的事迹中无不透射出敢于担当的崇高精神。我们把它们集结、编写成我校德育教育的教材之一，以期以先进人物的事迹教育人、感染人，更是期待学生生发出寻找敢于担当的人、成就自我为敢于担当的人。当然，我们在教材中选择的18位中国各时期典型人物，并不是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仅有这几位人物是敢于担当的人，更不是全人类仅有他们是敢于担当，而是先把这些人物的事迹作为生发平台，不是终止而是出发，让学生能先在这些人物的事迹中得到感染、得到启发，更重要的是意在诱发学生去发现敢于担当的人，养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焉。”的人格品质。
编写教材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本次我们编写《敢于担当的人生》仅是一次尝试、一个开头，我们希望通过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加以修订，使其不断完善；也为其他学科做抛砖引玉之作，共同为南昌三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努力。
本书由许建成校长提出总体思想，解壮丽副校长亲临指挥，吴永安副校长的大力支持、科教处副主任蒋玉清等给予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地谢忱！全书由杨复元统筹策划、具体落实各个环节。全书参与编写的人员有黄国祥、李文兵、肖育琼、李佳、熊文文、吴晓娥、袁素荣、杨复元等。
杨复元
2015.7.30
目 录
第一章 万古流芳垂英名
一 成就齐桓公霸业的名相
二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三 投笔从戎 威震远域
四 荣誉和友谊的使者
五 不畏浮云拗相公
六 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二章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八 一腔热血只为唤醒民众意识
九 状元下海，实业救国
十 以身殉国 第一名将
十一 第一名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十二 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
第三章 中国梦我的梦实现中华复兴梦
十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十四 世界经理人的创业传奇
十五 哈佛大学讲台上的中国企业家
十六 从毛泽东翻译到北京申奥功臣
十七 先生已逝逸夫楼却永存
十八 航天之父
第一章 万古流芳垂英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五千年未中断文明历史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华儿女创造了灿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曾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来巨大的进步。
毋庸置疑，没有那些为民族发展、为国家统一挺身而出的社会精英做引领、做推动，中华文明不可能如此灿烂光辉。他们的英名像群星璀璨，照耀千古。其中有开工商皆本先河的春秋名相管仲，有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功的司马迁，有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班超，有为荣誉和友谊的使者玄奘，有不畏浮云立新图志的王安石，以及碧血丹心为国家的文天祥等。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铸就着中华文明的个性，是中华优秀儿女的代表。
一 成就齐桓公霸业的名相
管仲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他的政治思想自不必说，在经济上也独树一帜。他善于用优惠政策刺激商贸，通过鼓励奢侈消费拉动内需；善于运用经济杠杆干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用行政命令，这是非常高明的。
管仲胸中有大格局，不讲私情，不喜小恩小惠，生活比较奢华，道德理想主义者对他颇有微词。可是他鼓励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非常高远。
庙堂陈谋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
春秋时期，列国并峙，征战不休。此时，边境各族也发展起来。北方狄人南下，西方戎人东进，南方蛮人也想北上。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
当时齐国已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同时齐国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形势，各邻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而对齐国也是虎视眈眈。因此这时非常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改革者出现。
经历了夏、商、西周中华文明的勃兴时期，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工商业逐步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中国商人开始成为相对自由的群体。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就霸业，纷纷采取强化商品经济方略以富国强兵。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黄金时代，也为中国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管仲祖先是姬姓，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管仲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高强。因为家贫，为谋生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游历广泛，阅人无数，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公元前674年，他和鲍叔牙分别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敌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着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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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即位后，为使齐国富国强兵，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又问：“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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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以农为本
管仲把富民放在治国的首位。他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仲从民众生活需要和治国的政治需要上认识富民的重要性。他认为：“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凌上犯罪，凌上犯罪则难治也。”民贫则会危乡轻家，影响社会乃至国家安定，于是犯上作乱时有发生，这样就会越贫越乱，越乱越贫。他深刻地指出：“治国常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仲相桓公使齐国富强的首要任务是要老百姓富起来。其具体措施如下。
重农重粟
重视发展农业，增产粮食，这是富国富民的根本措施。在《管子·治国》中，管仲总结我国自从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熟食时代至东周惠王、襄王时代之经验后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得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多粟也”。“夫国富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他告诉人们，我国历代帝王治国的经验是重农重粟，然后民富国富。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以农立国的齐国生存发展的根本。他强调：“不生粟之国亡”。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方可称王于天下。他说：“粟也者，民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者天下之物尽至矣。”他指出，舜治理天下，第一次率民迁徙发展农耕建成了邑，第二次迁徙成了都，第三次迁徙成了国。舜没采用严厉的刑罚和禁令而老百姓都跟定他。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他指出：“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尤其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时代，不重农重粟，则人的衣食不能温饱，还谈什么富国富民呢？国家重农则“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富民、强兵、地广、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由此可见，重农重粟，使民富、国强，是管仲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
实行四民定居，使其安居乐业
在古代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无例外重视农业，把农业视为本业，农以外的各业都视为末业。管仲和古希腊色诺芬（公元前430年—前355年）的商贸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重农而不抑商、轻商，对其他各重要行业加以褒扬。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他把“四民”看做立国的根基。这是继齐国开国元老姜太公“通商工之業，便鱼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传统的发扬光大。
管仲实行“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职业，定居在一起，“处士就燕闲，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四民职业与生活虽各有不同，但各行各业可根据不同特点在从事各种职业活动中，达到提高生产技术、生产能力和安居乐业的目的。正如管仲所说：“令夫士群萃而州处，燕闲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方爱，幼者言弟。”他们在一起常常讨论并实践着做事、做人。对于做工的“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工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意思是：使工匠们居处集中，观察好的材料，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并注意齐全和精致。同时互相议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关于商人，他说：“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意思是说：使商人居处集中，他们观察年景饥凶，了解国家情况，观察四时变化，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荷担，赶牛驾马车，以周游四方，估计物资多少和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孚余。奇怪的商品常来到，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述对物价的了解。对于农家，他说：让农家集中居住，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齐全耒镰等等。在天气渐冷时，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家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业劳动。总之，管仲让四民定居，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学习和增长知识，提高生产技术，同时安居乐业。
实施相地而衰征，减轻农民负担
在《管子·治国》中，管仲对农民“粟少而无积”，以至迁徙逃跑者屡有发生的现象，有以下记载：“上征暴无时，则民倍货以给上之征矣。”上面暴征无定时，农民只有借高利贷应付征课。“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耕作是有时间的，遇到雨水不足，就得借高利贷雇人浇地。“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秋天商人买粮的价是五，春天卖粮的价为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故以上之征而倍于民者四。”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这就是说，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一起，一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所以，老百姓逃跑迁徙者虽处以刑罚也禁止不住了。《国语·齐语》把管仲按土地好坏、肥瘦定赋税的轻重的办法称作“相地而衰征”。《管子·大匡》有更具体的记载：“案田而税，二岁而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驰而税。”即按土地肥瘦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等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同时管仲还把“陆、阜、陵、墐、井、地、畴”等各种土地较公平地分给农业人口耕种。这样一来，对于有效地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社会的安定、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有良好的作用。用管仲自己的话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
为农兴利除害
管仲认为：“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国语·齐语》中记载了他利逐事和禁害农事的措施。
“无夺民时，不掠牺牲。”“无夺民时则百姓富，不掠牺牲则牛羊遂。”他要求贵族们不要在农忙时征调老百姓为之服务，使农人的生产和收获时间得到保证，农人可得温饱。放养牛羊是农民的副业，但有的贵族往往任意掠夺他们的牛羊。管仲建议约束贵族，以达到牛羊生长兴旺的目的。
设置管理各种尊职官吏，使各司其责。《管子·立政》记载：“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即制定防火法，禁止在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林业资源的出产，要按时封禁和开放，使人民有充足房屋建筑用材和柴草的储备，这是虞师的职责。“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收获，司空之事也。”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理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获，这是司空的职责。“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观测地势的高下，分析地质的肥瘦，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所，这是司田的职责。“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勿偷，坏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察六畜的状况，并能按时作全面的安排；并能做到劝勉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而不偷闲，留恋家室而不轻离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均修焉，使刻缕文彩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考核各种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项目，分别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产品的完全和精致。统一管理五乡，按时作全面安排，使那种刻木、镂金、文饰、彩绘之美的奢侈工艺品，不敢在各乡作业，这是工师的职责。总之，设立各种专职人员，对于为农兴利除害，起到了保证作用。
宏观调控
管仲相齐，极讲宏观调控之艺术。他知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换成今天的说法，那就是CPI指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货币政策决定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好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实现调控的真正目的。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人民群众希望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几天之内就化为乌有。
从根本上来说，管仲的宏观调控是一场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其目的是解决“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管仲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大师，管仲曾与齐桓公盟誓为令，说是“关几而不征，市正而不布”，要整个齐国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让市场决定商业的命运，让竞争决定谁是强者。管仲的理财与调控，虽则通权达变，却遵循着一贯的准则，那就是“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取之无形，予之有形”和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防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读史的目的无非是寻找规律、资治通鉴。历史已经有过结论：真正的宏观调控只有一个目的，即是“为民除害兴利”。只要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就自然能够真实地实现管仲所期待的“天下之物尽至”、“天下之民归之”的美好理想。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探究活动：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时。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说：“这叫做什么山谷？”回答说“叫做愚公山谷。”桓公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回答说：“用臣下的名字做它的名字。”桓公说：“今天我看你的仪表举止，不像个愚笨的人，老人家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回答说：“请允许臣下一一说来。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傻，所以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说：“老人家确实够傻的！您为什么把小马给他呢！”桓公就回宫了。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我夷吾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咎繇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有人遇见了像这位老人所遭遇的凶暴，也一定不会给别人的。那位老人知道现在的监狱断案不公正，所以只好把小马给了那位少年。请让我下去修明政治吧。”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件事，桓公是霸主；管仲是贤明的宰相。他们尚且有把聪明当作愚蠢的情况，更何况那些不如桓公和管仲的人呢！
从这则小故事可以窥见，管仲能够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除了自身才能之外还有什么难能可贵的品质？
二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一部不朽著作的问世令人惊叹，而其著者更是以其伟大的人格精神为人所敬仰，令人所钦佩!司马迁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家，然而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御用史官，而是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寓褒贬，别善恶”的良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理智得成为一块冰，在秉笔直书的外表下依然流淌着鲜红的热血，深藏着丰富的情感，是一个“情感浓烈的像屈原样的诗人。’，理智与情感相结合，并且是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他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探求司马迁的心灵世界。
游侠的激荡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轶事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一路上晓行夜宿，每当遇到年长者，司马迁就有礼貌地主动上前交谈，了解当地风俗、增长见识。有时在茶馆酒楼休息，特别留意人们的聊天，有什么疑问，他就谦虚地提出来，向那些人请教。他对于沿途的名川大山的古遗址、古战场、碑文石刻、庙宇宗祠等尤有兴趣，看到碑文石刻，都仔细地做了笔记。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过当时最南边的昆明。
司马迁的少年游侠的经历，使他对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游侠群体着力描写，热情歌颂并推崇游侠身上信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精神。《游侠列传》一起笔，司马迁就以十分鲜明的态度肯定、颂扬游侠，其澎湃的景仰、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前人在解读时，多以为其中寄寓了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如清人董份云：“太史公自伤莫救，发愤本意至是尽显矣。” 司马迁写道：“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此非所谓人之贤豪间者耶！”其言辞激荡，情感恳切，让人极容易联想起当时他遭遇李陵之祸，身陷缧绁时无人救助的绝望，如《报任安书》中云：“家贫，财贿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之者？” 所以他对游侠守承诺、急人所难、舍己为人的精神的评价会带着浓烈的感性氛围与主观抒情成分。当然，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与推崇，并不纯粹出于自己的身世之伤，也是基于游侠行为确实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保护以及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纠正等，这也正表现了司马迁不盲从于最高统治者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取向，坚持作为史官的独立的思想立场。
立志做大事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句话用来形容古代读书人的辛苦和得到功名之后的荣耀，真是最贴切不过了。在司马迁这个时代，科举制度还没有出现，汉朝选拔大臣，保留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读书人有了丰富的学识，又有独特的见解，只要皇帝赏识，就可以立刻加官晋禄，得任高官，掌理国家大事。
司马谈督促儿子不断地努力，内心里有着复杂的心思。儿子聪明好学，长进甚快，如果让他专门攻读儒家学说，适应当今皇上选拔人才的指导思想，那么儿子的仕途会比自己要顺畅得多，他对此是充满信心的。但是，他在内心里不愿放弃家族的理想。作为史官的后人，身为当朝的太史令，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成为家族事业的后起之秀。他认定做好历史记载和撰述工作，是比做达官贵人更有意义的大事业，哪怕无权无势，生活恬淡，也是一种当仁不让的选择。
基于上述复杂的心情，司马谈不仅重视让儿子学习儒家经典，也让儿子攻读诸子百家。父子在平常的交谈中，司马谈还注意给儿子灌输历史知识，让儿子了解自己的工作情况和作为史官的价值所在。
总之，司马谈认为不能让儿子只是朝着入朝为官的儒家学者“入仕”的一条道上走，他注重引导司马迁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接触各门学问。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朝廷起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些情况让少年学子司马迁也感觉到，他所处的时代正在变化之中。国家快速地走向富强之路，一个人凭着苦读得来学问和才能，就会有被朝廷重用的机会。他儿时对于“鲤鱼跃龙门”的想象，给了他一种与自身命运相联系的新的联想和抱负，他盼望自己也能纵身一跃，成为跃过龙门的幸运者，从读书人变为能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大丈夫。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帛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忍辱受腐刑
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面对生与死，应该怎样抉择呢？儒家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家说逍遥游方能与天地共存；佛家说生死轮回。而人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立德，立言，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的难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以自身的行动来证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衡量生死的标准。生则生有所值；死则死得其所。为了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司马迁超越了生死，更显出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一生中一个重大的变故。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押运辎重。不幸与单于遭遇，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与“仰亿万之师”的单于连战十有余日，使匈奴“旃裘之君长咸震怖” “一国共攻而围之”。李陵及其步卒“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最终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朝上下震惊，“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他对汉武帝说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敌无数，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拼死抵抗。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敌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这样的论断对于司马迁个人而言未尝不可，但在“一叶之飘坠如侧刃之飚落的金銮殿上”，岂可轻许。话不得其时而使自己身陷囹圄。
其实，他与李陵虽“俱出门下”，然“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更谈不上什么过深的交情。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考虑，并无半点私心。在满朝文武都哑口不言，明哲保身之时，司马迁敢于站出来替李陵辩护，足见他作为“士大夫的正直、大胆、敢于触虎须，敢于批评时政的斗争精神。”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允许发生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汉朝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投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也没有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在这种情况下是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更何况“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但是司马迁却选择了“生”，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最下腐刑极矣！”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如果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
他对死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究竟什么是重于泰山，什么是轻于鸿毛呢？在司马迁看来，毫无意义地猝然就死是轻于鸿毛，忍辱负重终成建树是重于泰山。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下，他才忍受住了“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私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巨大痛苦，写成了这部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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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记传体史书，换言之，是一部英雄史书，其基本特征是“实录”，即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史家在写史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主观成分，歌德也曾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史记》中所表现出对死亡的看法，与司马迁自身的不幸遭遇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看法成为《史记》整书的生死观。司马迁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自己的理想、愿望、希冀、追求等等，融注，渗透，寄寓在其中”。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往往融入了强烈的爱憎感情，带着浓厚的个人身世之感，他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融入到了《史记》的写作之中。《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死观即是司马迁的生死观。
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勇于牺牲一死。
对于生死，司马迁看重的是生的价值，死的意义。倘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亦有何惧！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于一死的呢？首先，司马迁认为举事成名，为国而死是值得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陈涉世家》）。司马迁憎恶暴政，同情被压迫人民，希望人们能够顽强抵抗。所以司马迁对陈胜和吴广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天下人唱”，更是将陈胜的地位同“汤武”，“孔子”等“圣武” ，“圣人”相提并论，可见司马迁对为反抗暴政举事而死的赞赏态度。《廉颇蔺相如列传》云：“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田单列传》中的王蠋面对即将亡国的悲痛，面对燕之威逼利诱，表现出坚定的爱国情操。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十分看重一个人的民族气节，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宁可以死报国，也决不能苟且偷生。其次，在大义面前，为义捐躯，舍生忘死。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不畏强暴，敢于主持正义，舍生取义的英雄敬仰之至。《刺客列传》里的荆轲为助弱小的燕国免遭亡国之祸而只身去刺杀强暴的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赵世家》中公孙杵臼和程婴主持正义，誓死救孤存赵，伸张大义。再次，保持气节，坚守操德，不治而死。在举世混浊的封建社会中，要保持高尚的情操是十分不容易的。屈原生而具有内美，然而却为小人所忌，被谗见疏，终为放逐，直至“伏清白以死直兮”（《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往日》），为理想和高尚的节操而殒身。站在汨罗江畔的司马迁，瞭望滚滚江水，发出了“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的赞叹。伯夷叔齐坚持大义，“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司马迁为其立传颂扬，更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可见，司马迁对于那些出淤泥而不染，宁死也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之士是十分敬佩的。在司马迁看来，死应该重于泰山。应当和值得为其死的，就要“不自重其死”，勇于献身，以死明鉴。这是司马迁生死观中对于死的认识。
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避免无谓牺牲。
司马迁赞扬志大功高者，也欣赏隐忍就功名的志士，并尽力歌颂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业。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强调：“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如果现在死了没什么价值，则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以求日后做出更大的功业。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季布为人奴而不死。在《伍子胥列传》里，通过自身的不幸遭遇，具体阐发了自己对于生死的观点。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朝廷上被人排挤诬陷，为楚平王所囚。楚平王又以伍奢的名义派人来召伍氏兄弟回郢都，兄弟二人面临同样的情势。伍子胥说：楚国召我兄弟二人，并不是要让父亲活着，他们是怕有人逃脱而生后患。我们如果去了，父子三人都得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伍子胥之兄）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耳，终为天下笑耳。可去矣！当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兄弟二人分别做出各自的选择，伍尚去后就擒，终于被杀；伍子胥杀出重围逃往宋国。此后伍子胥历尽艰辛，终于辗转到了吴国，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数年后，伍子胥借吴兵，几乎灭掉楚国，攻入楚都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在这里伍氏兄弟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价值：日后难以有所作为的，那不如现在就死，还能落得一个忠义孝顺之名。日后能报大仇的，就活下去，不必顾忌眼前被人视为不忠不孝，即所谓“舍小义，雪大耻”。伍尚的仁而软弱与伍子胥的刚毅果断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不仅报了杀父兄之仇，而且功成名就。如果伍子胥当日同伍尚一同赴死，不过落得一个忠孝的名节，其奇耻大辱由何人何时来报呢？司马迁在列传最后写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可见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认同与评价是何其之高。
司马迁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死观，他赞成那种有作为，有骨气的汉子，而看不起那种浑浑噩噩庸碌无为的人物。他深知成大事者必先经历一番劫难，“西伯，伯也，拘囿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报任安书》），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受刑是司马迁一生中巨大无比的耻辱与厄运。但宫刑并没有毁灭司马迁，反而促使他“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人留下了无以伦比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使它成为斐然旷世、名扬千古的伟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失去了生命，梦想、成功、希望都无从谈起，所以司马迁也在为自己求生找出口，“夫人情莫不贪生怕死，念父母，顾妻子”。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己的负责。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无怪乎鲁迅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生死之间，要选择慷慨就义还是忍辱发愤，两边的标准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司马迁并没有给人规定什么时候该采取死，什么时候就该采取忍，他是要求每个人在自己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要衡量客观形势，也要考虑自身的具体条件，其唯一标准仍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四句话。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就有路，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
忍天地奇辱，成史家绝唱；
担千秋至重，赋无韵离骚。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更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可他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在遭遇上，司马迁屈服过，但从人格和精神层面，司马迁从来没有屈服过，他永远是张扬的，永远是桀骜不逊的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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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有感情的，在生活中又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与此同时生活中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疏泄感情的方式，对于艺术家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写作。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说司马迁写《史记》是“不囿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文。”意即司马迁用情感感知历史。的确，司马迁用情写史写人记事时笔端常含感情。《史记》中寄寓着司马迁强烈鲜明的个人爱憎，但令人赞叹的是司马迁又能做到不被个人的爱憎所惑乱，没有“爱则钻皮出羽，恶则洗垢索瘫。”他尊重历史，在忠实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不因个人爱憎，歪曲历史和事实真相，“不虚美，不隐恶”，这也正是《史记》成为“绝唱”的重要原因。
探究活动：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你是如何看待上述观点的？是否还有其他见解？
三 投笔从戎 威震远域
班超字仲升，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之弟，他父亲班彪、妹妹班昭也都是有名的史学家。出生在一个这样的书香世家，班超却与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志趣。他投笔从戎，建功西域，成就了封侯的雄伟志愿。他当年以傅介子、张骞为楷模，而今，他在历史上创建的功绩，丝毫不比前两人逊色。班氏家族在开辟西域、沟通东西方交流上所做的贡献，永垂青史。他们的雄才大略、机智果决和奉献精神将永远为后人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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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西域，屡建奇功
汉朝时候，我国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葱岭以东、新疆天山南北等地称为西域。西域有大大小小的政权几十个。西汉初年匈奴强盛的时候，西域为匈奴征服，为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汉武帝派遣具有探险精神的张骞出使西域。东汉初年，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长期以来控制西域各国。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河西诸郡，使得边地人民不堪其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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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等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班超一到军旅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与北匈奴交战，斩获甚多。窦固很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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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出使西域
经过准备之后，班超和郭恂率领部下向西域进发，先到达了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国。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致，后来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班超估计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对部下说：“你们难道没觉察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么？这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让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原因。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些天了，他们现在住在哪里？”侍者感觉出乎意料，仓猝间难以回答，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着，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喝到酒醉的时候，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边地异域，要想通过立功来求得富贵荣华。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以礼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们绑送到北匈奴去，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吗？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大家都齐声说道：“我们现在处于危亡的境地，是生是死，就由司马你决定吧。”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夜用火进攻北匈奴使者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很害怕，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他们，鄯善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这天天刚黑，班超就率领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当时天上刮大风，班超命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方，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又命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安排完后，班超顺风纵火，一时间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个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三十多人，其余匈奴人都葬身火海。
第二天，班超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朝廷作为人质。
班超完成使命后率众回师，并把情况向窦固作汇报。窦固非常高兴，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取得的成就，并请明帝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便下诏对给窦固说：“像班超这样的使臣，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可以提拔班超担任军司马，让他继续完成出使的任务。”窦固认为班超手下的人太少，想给他再拨一些人马。班超却说：“我只要带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如果发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更增加累赘。”
班超等人向西域进发，不久，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国。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今新疆莎车）国，在天山南道称雄，北匈奴派使者驻在于阗，对外说是监护它，实际上掌握着于阗的大权。班超到达于阗后，于阗王对他并不很礼貌，态度颇为冷淡。于阗的巫风兴盛，巫师对于阗王说：“天神发怒了，你们为什么想去归顺汉朝？汉使有一匹嘴黑毛黄的好马，你们赶快把它弄来给我祭祀天神！”于阗王派宰相私来比向班超讨要那匹马，班超早已清楚事情原委，痛快地答应了。但是提出要巫师自己来牵。等到巫师到来后，班超不由分说，将他杀死，并逮捕了私来比，痛打数百皮鞭。把巫师的首级送还于阗王，说明利害，以道义责备他。于阗王早就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作为，因此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北匈奴使者，重新归附朝廷，班超重赏了于阗国王和他的臣子，成功镇抚于阗。西域各国因此全都派出王子到朝廷做人质，西域与中央中断了六十五年的关系，至此才恢复。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倚仗匈奴的势力在天山道肆无忌惮，他派兵攻破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国，杀死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
公元74年（永平十七年）春天，班超带手下人从小道向疏勒国进发。班超行至兜题居住的架橐城九十里的地方，派手下吏员田虑去招降兜题。班超指示说：“兜题并不是疏勒人，疏勒国民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田虑只身来见兜题。兜题见田虑势单力孤，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乘其不备，抢上去劫持了他。在这种突发事件下，兜提手下的人都惊惧奔走。田虑乘马疾驰，到班超处复命。班超当即来到架橐城，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向他们陈说龟兹种种不合理的行径，宣布另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忠当国王，疏勒人非常高兴。新王和一班官员要杀死兜题，但班超从大局出发，说：“杀他无益于大事，应该让龟兹知道大汉的恩威。”说服众人释放了兜题，疏勒也平定。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已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国乘汉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陈睦，将其杀害。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与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在盘橐城据守。虽然势单力孤，但仍坚持了一年多。
公元76年（建初元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朝廷认为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说：“汉使如果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说罢，便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于阗，于阗国王和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东归，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毅然决定不回汉朝，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联合起来，意图造成大乱。班超将反叛首领逮捕，又击破尉头国，斩杀了六百多人，才使疏勒再次安定。
公元78年（建初三年），班超率领疏勒等国的士兵一万多人攻破姑墨国，斩杀了七百人，将龟兹孤立。
公元80年（建初五年），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要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他说：“臣曾经看到先帝想打通西域，因而往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国和于阗国当即归附大汉。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汉朝，共同出力，攻灭龟兹，开辟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我们攻下了龟兹，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屈指可数了。臣心中独自思量，臣原来虽然只是个军中的小吏，但却很想象谷吉那样在远方为国效命，象张骞那样在旷野捐躯。从前魏绛只是一个小国的大夫，还能与诸戎订立和盟，何况臣今天仰承大汉的声威，难道不能竭尽铅刀一割的作用吗？前汉议论西域形势的人都说只有联合了三十六个国家，就称得上折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的各个国家，那怕是极边远的小国，没有不愿意归附汉朝的，大小国家都十分高兴，自愿进贡的络绎不绝，只有焉耆、龟兹二国不服从我们。臣先前曾和三十六个部下奉命出使西域，历尽艰难危困，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也已经五年了，对于西域的情况，臣较为熟悉。曾经问过大小城廓的人，他们都认为依靠大汉与依靠天一样可靠。由此看来，葱岭的道路是可以打通的；葱岭一通，那么就可以征服龟兹了。现在我们应该封龟兹国的侍子白霸为龟兹国王，派几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来，与其它各国军队联合作战。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擒获现在的龟兹王。用夷狄来攻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啊！臣看到莎车、疏勒两国田地肥广，草茂畜繁，不同于敦煌、鄯善两地。在那里驻军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不须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姑墨、温宿二国的国王又全是龟兹国所册立的，既不是那两国的人，就会进一步相互对立和厌弃，这种情况必定会导致反叛和出降，如果这两国归降我们，那么龟兹自然就可以攻破了。臣希望朝廷发下臣的奏章，看能否参照办理，如果万一获得成功，臣就是死了又何恨之有？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的保佑，暗中希望不至于马上就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预祝万寿无疆的酒杯，向祖庙报功、向天下宣布喜讯的日子。”
班超在上书中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
章帝览表后，知道班超的功业可以成功，非常满意，准备增加班超的力量。平陵人徐干与班超志同道合，请求奋身异域，辅佐班超。朝廷当即任命他为代理司马，派他率一千人去增援班超。
当初，莎车国认为汉兵不会来，于是投降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在随后反叛。正好徐干到达疏勒，班超与徐干一起，杀掉了番辰，又斩杀一千多人，平息了叛乱。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进军龟兹。当时，乌孙国兵力强盛，班超认为可以借助它的力量，于是上书说：“乌孙是个大国，有十万弓兵，所以武帝（刘彻）把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到孝宣皇帝的时侯，终于得到了它的帮助，大破匈奴。现在可以派使者安抚乌孙，与它并力合作。”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公元83年（建初八年），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借用鼓吹幢麾等旌旗乐器。升任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及以下的人锦帛。
李邑走到于阗时，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他吓得不敢再向前行。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他上书给朝廷，说平定西域劳而无功，又说班超拥抱爱妻，怀抱幼子，在国外享受安乐，没有心思考虑国内的事情。班超听闻后叹息不已，说：“我比不上曾参却有三至之谗，恐怕现在会有人怀疑我了。”于是，毅然让妻子离开了自己。章帝深知班超公忠体国，于是下诏严厉的责备李邑说：“即使班超拥抱爱妻，怀抱幼子，那么思念家乡的士卒一千多人，怎么能够都跟班超同心同德呢？”还命李邑接受班超的调度，让班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让李邑留在西域。
班超当即让李邑带着乌孙侍子回京。徐干劝班超：“李邑之前毁谤你，企图让你平定西域的功业失败，现在为什么不遵循陛下的旨意把他留下来，另派人护送侍子呢？” 班超说：“你怎么这样没见识呢？正因为李邑毁谤我，所以我现在才派遣他回国。我处心无愧，还怕别人讲什么呢？为了泄私愤而图快意把他留下来，这就不算忠臣。”
公元84年（建初九年），朝廷又派和恭为代理司马，率兵八百增援班超。班超准备调集疏勒、于阗的兵马进攻莎车。莎车王派人跟疏勒王忠私下联系，用重礼贿赂他，忠于是背叛班超，发动叛乱，占据乌即城。班超改立府丞成大为疏勒王，调集兵力进攻忠，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国派精兵帮助忠，班超久攻不下。当时，月氏刚和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月氏王送了厚礼，让他对康居王晓以利害，康居王罢兵，把忠也带了回去，乌即城被再次收复。
公元86年（元和三年），忠从康居王那里借了一些兵马，据守在损中，与龟兹勾结密谋，派人向班超诈降，班超看穿了他的诡计，于是将计就计，答应他投降。忠大喜，轻装简从来见班超。班超为他举办酒宴，在宴席中，班超命人斩杀忠，又乘机击败他的部众。西域南道从此畅通无阻。
公元87年（元和四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再攻莎车。龟兹王发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兵五万救援莎车。敌强我弱，班超决定运用调虎离山之计。他召集将校和于阗国王，商议军情。他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说：“现在兵少不能克敌，最好的计策是各自散去。于阗从这里往东走，长史也从此西归。等听到夜里的鼓声便可出发。”班超偷偷嘱托人故意放松对龟兹俘虏的看管，让他们逃回去报信。龟兹王闻讯后大喜，自己率一万骑兵在西边截杀班超，派温宿王率领八千人在东边阻击于阗。班超侦知他们已经出兵，迅速命令诸部齐发，在鸡鸣时分，直扑莎车大本营。营中没有防备，军士奔逃，班超追斩五千多人，获得许多的马畜财物。莎车国只好投降，龟兹王等也散去，班超因此威震西域。
当初，大月氏（贵霜帝国）曾经帮助汉朝进攻车师有功。就在班超击破莎车的同年，月氏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的驻地，向汉朝进贡珍宝、狮子等，提出要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拒绝了这个要求，月氏王因而怀恨在心。
公元90年（永元二年）夏，大月氏的副王谢率兵七万，东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西段、喀喇昆仑山脉东南段）攻打班超。班超的军队处于劣势，大家都很恐慌。班超却说：“月氏兵虽然多，但他们跋涉数千里，翻越葱岭来入侵，运输极为不便，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应收好粮食，坚守不出，敌人便会因饥饿而投降。不过几十天便会击败敌人的。”大月氏副王谢进攻班超，无法攻克，抢掠粮草，又无所得，果然疲惫不堪。班超估计他们粮草将尽，一定会派人到龟兹求救，预先命几百士兵在东边埋伏，谢果然派兵带金银珠宝去龟兹求援。班超的伏兵把使者杀死，并派人拿给谢看。谢大为惊恐，进退无据，只好遣使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放他们回国，大月氏因而大为震惊，与汉朝和好如初。
公元91年（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投降。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来护送他。班超和姚光命龟兹废掉原来的国王尤里多，扶立白霸。姚光把尤里多带回了京师。班超便驻扎在龟兹它乾城。此时，西域诸国，只剩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三国，因为曾经杀害西域都护陈睦，心怀恐惧，尚未归降。其余各国，都已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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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4年（永元六年）秋天，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的部队共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地方，班超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都护这次到这里来，只想要安定、抚慰三国。你们如果想要改过从善，就应该派首领来迎接我们，那么你们王侯以下的人都会得到赏赐。抚慰完毕我们便会回军。现在赏赐你们国王彩色丝绸五百匹。”焉耆王广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他说：“你虽然是匈奴侍子，可你掌握了国家大权，我都护亲自来到，你们国王不按时欢迎，都是你的罪过。” 班超手下的人劝他杀了北鞬支，班超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你们能考虑到的。这个人的权力比国王还要重。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国境便杀了他，会让他们产生怀疑，如果他们加强防备，守住险要，我们怎么能够到得他们的城下呢？”于是班超送给北鞬支不少礼物，放他回国。焉耆王广见北鞬支安然无恙，就亲率高官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献礼物。
但他并非真想让班超进入他的国境。焉耆王一从班超那里返回，立即下令拆掉了国境山口的围桥，班超却从别的道路进入其国，在距王城二十里的地方驻扎部队。焉耆王见班超突然到来，大惊，想逃入山中顽抗。焉耆国左侯元孟，过去曾在京师作为人质，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班超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斩杀了元孟的使者。班超定下时间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跑了，危须王也没有来。
宴会开始，大家坐定，班超突然变了脸色，责问焉耆王等：“危须王为什么不来？腹久一班人为什么逃跑？”喝令武士把广、泛等一举捉获，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又纵兵抢掠，斩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多万头。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为稳定局势，班超在那里停留了半年。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理想。
公元95年（永元七年），朝廷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探究活动：王夫之：班超之于西域，戏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盖此诸国者，地狭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余也。万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实不能逾中国一亭长。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势；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挠乱其喙息，以诧奇功，超不复有人之心，而今古称之，不益动妄人以为妄乎？
王夫之对班超的评价你认为中肯吗？说明理由。
四 荣誉和友谊的使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超越真实成为老幼皆知的神话形象；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对一个时代的文化和外交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用一种精神，让自己的名字传遍整个亚洲，千百年来受人尊敬和膜拜。他，就是玄奘，一位来自东土大唐的僧人。他，没有高超的本领，没有过人的权势，却做到了侠客和君王们难以做到的事；他，没有太多的野心，没有太多的索求，只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个心愿。
万里孤征
玄奘青少年时期遍游大江南北，遍访名寺高僧。广泛地吸收了各家的学说，但经过多年的刻苦研究，他感到各家学说对佛典的解释不尽一致，而且已经翻译成汉文的典籍也不能很好地表达原意。为了解决这些疑难，玄奘决心前往印度取经，但是贞观初年正是唐朝和突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唐玄宗正准备全面出击突厥，严禁人们出国，玄奘向唐政府申请出国，因此未获批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公元627年，他混在难民中，西出长安，从此开始了闻名中外的万里孤征。
在海上交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进行的。唐朝的丝绸之路从敦煌往西可以分为三道：北道由敦煌至哈密，向北越过天山，沿天山北部，西至吉木莎尔，由此往西，直抵南俄草原，由北道也可以在锡尔河南下，经过河中地区到达天竺。中道由敦煌至吐鲁番，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经库车、喀什等地，越过葱岭，到达中亚。南道则由敦煌至且末，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由于阗等地，向西翻过克什米尔到达印度。在这条路上有渺无人烟的沙漠，有鸟兽罕至的雪山，有出没无常的强盗，异常艰险。但是，困难虽大，玄奘决心更大，他发誓不入天竺，决不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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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到兰州，后又抵达甘肃河西走廊的重要城市凉州。这时大唐基业初创，疆界尚未拓展到远方，朝廷严禁百姓出境入蕃，当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已收到这个禁令，因此防范特别严。李大亮听到报告后，马上把玄奘找来，逼他返回长安。
当地有个慧威法师，是河西地区的佛教领袖。此人聪明睿智，很看重玄奘的言词哲理，知道他一心求法，十分高兴，于是秘遣两个弟子慧琳和道整护送玄奘西行。从此他们不敢公开露面，往往白天躲藏，夜晚赶路。这样到达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知道玄奘到来，十分高兴，热情地招待他。玄奘又向人探询西去的路程，但别人告诉他要西去还必须经过大唐的玉门关和五座烽火台才能走出大唐国境。他听后极其忧愁，一时无计可施。在默默地停了一个多月后，他将慧威法师的两个弟子打发回去。这时李大亮得知他仍在西行，便令沿途州县，边防哨兵严防捉拿，在这种气氛下，他只得昼伏夜行，到了玉门关。玉门关往西，有唐朝边军守卫，五座烽火台首尾相连，每烽相距百里，除了烽火台附近的一点泉水外，中间根本没有水草，无法通行。在玄奘到达之前，驻扎烽火台上的唐军已经得到捉拿唐僧的命令。当他在烽火台下取水时，被唐军捉住了。幸亏有位笃信佛教的小军官相助，唐玄奘才摆脱了边防的捉拿，进入浩无人烟的莫贺延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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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贺延碛，东西八百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道路的标志只有饥渴而死的人骨残骸。往来的商旅、僧人都视莫贺延碛为死亡之地。玄奘只身一人，环顾四野，黄沙漫漫，只有一匹孤零零的老马与自己相伴。他走了不久，就不幸迷路。在饮水时，又不慎将盛水的皮囊打翻，水全部泼在地上，这时的玄奘，茫然四顾，不见人迹鸟兽，夜间鬼火飘舞，像星星一样明亮，白天狂风夹着沙石，如急雨一样吹来。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他只得返回，但回走了十多里后，他自思我当初发愿，若不到印度，决不东归一步，如今怎么来到这里？宁向西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于是又拔转马头，继续向西北前进，经历了四夜五天，他滴水未沾，口干舌燥，几乎倒毙。这样又走了近十里，马忽然走上了岔道，拉都拉不回来。走了几里路以后，他忽然看到几亩青草，玄奘下马让马吃饱，在离开草地十来步远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小池，清水甘美清彻。这样，玄奘才保住了性命，经过如此九死一生，他终于走出了这片沙漠，到达新疆哈密。
这时的玉门关以西，都属于西突厥的管辖范围，玄奘要往印度，首先必须到天山西北部的王庭，得到突厥王的允许和支持。所以他准备取北道。但是他西行取经的消息，早已传遍了西域，当时的吐鲁番国王派专人在伊吾迎接玄奘，一定要请他到高昌，盛情难却，他只好改走中道，先到了高昌。他受到了高昌王的殷勤接待。高昌王执意要他留在高昌，主持高昌的寺院。为了表示自己西行求法的决心，他以绝食明志。高昌王终于被他矢志不移的精神感动，在自己母亲面前与玄奘结为兄弟，请玄奘回来一定要到高昌住三年。玄奘答应了高昌王的要求，又踏上了西征的旅途。高昌王热情地为他准备行装，还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作为他来往二十年的旅费，另外他又给西突厥可汗写了一封信，请他命令西方各国给玄奘提供方便。为了使玄奘顺利到达，高昌王还给沿途的龟兹等二十四国的国王写了信，附带给西突厥可汗和沿途各国的礼物，派殿中侍御史欢倍和二十五个士役护送玄奘。玄奘对高昌王的一片盛情非常感激，他上书致谢。出发那天，高昌王和诸僧侣、大臣、百姓等倾城出动送到城西，高昌王抱住玄奘痛哭，僧俗都深为悲切，告别的哭声，响彻郊外。高昌王令妃子和百姓等先回城，自己与各位高僧骑马送出几十里才返回。
从高昌出发后，玄奘度银山，经焉耆，到龟兹。又从龟兹过姑墨转而北越凌山，凌山四季积雪，山峰险峻，气候严寒，终日飞雪。玄奘一行席冰而卧，悬釜而炊，历尽艰辛，七天后翻过凌山。随行的人当中，冻饿而死的人将近一半，牛马冻死的就更多了。翻过凌山，就到了热海，沿热海往西北走，他在素叶城碰上了西突厥可汗。可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派懂得各国语言的人作为玄奘的翻译，又派人护送玄奘，玄奘由西突厥南下，到达河中地区，经过铁门关，渡过阿姆河，越过兴都库什山，到达北天竺境内。玄奘万里孤征，历经一百一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最后终于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佛教圣地———天竺。
正因为玄奘有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才使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正因为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才使他有了勇往直前的动力。玄奘用实际行动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也完成了伟大的使命。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称赞，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者轻易地唾弃。”其实，对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而言，这种精神正如当代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所极力倡扬的那样，是一种为社会、为人类、为信仰的担当、胸襟与肝胆，他认为中国佛教徒应当具有远大志向，要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沟通中印
当时的印度寺院星罗棋布，学者云集，正处在佛教全盛时期。
玄奘到达著名的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发展地犍陀罗国，之后又来到小乘佛教的发源地克什米尔。在这里学习了两年，他又沿恒河到达摩揭陀国的夜罗磔迦寺。寺中有通晓三藏的僧侣几十人，听到玄奘到来，都出来迎接。从这里再南行一百多里到达菩提树，树周围环绕着砖墙，高峻牢固，东西长，南北稍窄。正门向东对着尼罗禅河，南门接着大花池，西门地势险要，北门通向一所大寺院，围墙内圣迹连接，或是精舍，或是塔，都是各国君王、大臣、富豪、长者追慕圣者之迹所营建的。正中间有金刚座，菩提树干呈黄白色，树叶青绿光润，秋冬不凋，只有在如来涅槃之日，树叶一下子都凋落，过了一夜后又复生如初。每年到这一天，各国国王与群臣一起来到树下，用乳汁浇灌清洗，点灯散花，收起落叶才离开。玄奘来到这里，礼拜了菩提树和慈氏菩萨作佛成道时的像，瞻仰后，五体投地，悲哀惧恼，感伤叹息，说：“佛成道时，我不知漂泊沦落在哪里，而今只剩有佛像的时候，我才来到，想我的业障是多么深重。”说着热泪盈眶。当时正值众僧解夏，远近来到这里的有许多人，观者无不为之呜咽。
到第十天，那烂陀寺僧众派遣四位高僧前来迎接，玄奘便立即与他们前往。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的学术文化中心，聚积着一批最优秀的学者，不但保存大量大、小乘佛教经典，而且有许多天文、地理、医药典籍。那烂陀寺有僧众一万多人，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座，僧众研究的内容有佛教的大、小乘经典，因明学，声明学等，甚至婆罗门教的《吠陀经》，以及民方、术数都有人研究。主持该寺的戒贤法师已经近一百岁，备受人们尊敬，被称为“正法藏”，是印度佛学的权威。
他到达那烂陀寺时，一千多人手执幢盖、华香夹道欢迎。玄奘拜戒贤法师为师，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但供给十分充足，而且寺院里专门派一侍者，一婆罗门，还免去了他的各种杂事，出入可以乘象舆。
玄奘在王舍城观礼圣迹后，返回那烂陀寺，开始请戒贤讲《瑜珈论》。在那烂陀寺他听讲《瑜珈》三遍，《顺正理》一遍、《星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两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余《俱舍》、《婆娑》、《六足》、《阿毗昙》等已经在迦湿弥罗等国听过，在这里只阅读解决疑难而已。玄奘在这里还兼学印度的语言文字。玄奘这样钻研诸部经论并学习梵语，经过五年的学习，他已是那烂陀寺通五十部经论的十人之一，但他并不就此满足，又辞别戒贤，到印度各地游学，之后又回到那烂陀寺。这时，他的学问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时戒贤要派玄奘为大家讲解《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当时高僧师子光已为寺众讲解《中论》、《百论》，阐发其中要旨，攻击《瑜珈》理论，认为弄懂的人对此不能融汇贯通，反说是有所矛盾。这只是传法者的过失，它和教法本身无关。玄奘为师子光的见解狭隘感到可惜，几次前去辩难，师子光回答不了，因此跟他学习的人渐渐离他而去，转而归附到玄奘门下。玄奘为了调和贯通两家学说，使他们不相违背。于是撰写了《会守论》三个颂，完成后，呈送给戒贤以及众僧审阅，无不称好，并立即宣传颁行，师子光感到羞愧，到菩提寺找了自己的一位同学旃陀罗僧诃来与玄奘辩论，想让他给自己雪耻。此人来到后，因惮于玄奘的威名而不敢开口说话，也不敢向他诘难，他因此获得更高的声誉，经过几次与学者的辩论，他的学问得到了公认。
后来，戒日王专门为玄奘在曲女城召开了一次学术辩论大会。到场的人有几千，来自各国的高僧，也来参加集会，这样连续经过了十八天，没有人能站出来辩难，玄奘终于取得了胜利。戒日王对玄奘益发器重，施舍给他金钱一万枚，银钱三万枚和上等细棉被布衣一百件，十八国国王也都施舍珍宝，玄奘却丝毫不取，戒日王叫侍臣装饰了一头大象，张起幢盖，请玄奘乘坐，叫贵臣随丛保卫，到大众中进行告唱，以表示玄奘所主张的教义无人能驳倒，还遵照印度的惯例，凡是在辩中取胜的都如此，玄奘谦让不就，戒日王坚持让他乘坐，并说这是旧规，不宜违反。对此，大家十分高兴，争着为他送上各类美称：如“大乘天’、“解脱天”，而且还向玄奘烧香散花敬礼。
从此，玄奘声名卓著，名誉天竺。
光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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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于公元645年顺利抵达长安，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回国之后，他便住在长安弘福寺，潜心进行翻译工作，把梵语经文翻译成汉语。
玄奘从天竺带回佛经六百七十五部，直到他664年去世，这十九年间，他一直翻译不辍。总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玄奘的翻译不仅数量浩繁，而且力求既忠于原文，又通俗易懂，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
他的经论被交付雍、洛、并、兖、相、式、扬、凉、益九州辗转流通，让天下臣民都来听过去所没有听过的道理。唐太宗李世民原先已答应为新译的经论作序，但由于国务繁忙，无暇考虑，这时玄奘再次呈请，太宗方才动笔，很快写成，名曰《大唐三藏圣教序》，共七百八十一字，由太宗亲自书写，并下令置于众经之首。太宗坐在庆福殿里，百官侍卫，请玄奘就坐，叫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将御制序文向百官宣读，其文词华美，对玄奘大加称扬。玄奘得到序文后，上表言谢，太宗看后，又作书相答。
除了翻译佛经，玄奘还将印度失传已久的《大乘起信论》和我国古代哲学名著《老子》由中文译成梵文，流传于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玄奘翻译的因明学(形式逻辑)著作，大大地推动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玄奘崇奉印度大乘有宗的佛教哲学，他忠实地把这一派的学说介绍到中国，从而创立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成为唐朝前期极其显赫的佛教宗派。这一外来思想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但在当时也多少增添了些哲学思维的活力，对唐代的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玄奘回国以后，由他口述，弟子辩机记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详细生动地记载了玄奘的亲身经历和得自传闻的近一百三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记载对研究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尤其是对研究印度的历史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王舍城、鹿野苑、阿旃陀、那烂陀等重要遗址。《大唐西域记》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广为流传。另外，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惊所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详细记载了玄奘一生的主要活动，被梁启超推许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大唐西域记》以地域为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人为主，被当今学者称为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及中亚、印度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的“双璧”。而且它们对我国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其基础上产生了饮誉中外的小说《西游记》。
由于积劳成疾，玄奘在公元664年2月初5，溘然长逝，消息传开，为他送葬的有一百多万人，住在墓旁的人有三万多。收藏玄奘法师顶骨的石函，现今仍保存在南京历史博物馆中，供人们凭吊瞻仰。
探究活动：由兰州大学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2010年“重走玄奘之路——海峡两岸学术考察”活动，从2010年8月7日开始，至8月13日圆满结束，历时7天。考察活动从兰州起始，经敦煌、瓜州、哈密、吐鲁番，最后抵达乌鲁木齐，考察距离逾两千公里，跨经甘肃、新疆两省区。来自台湾地区成功大学、嘉义大学、东吴大学、南华大学、慈济大学、中正大学、铭传大学、台湾大学等大学的39名师生和兰州大学敦煌学所5名师生共计44人，参加了此次考察活动。
你是如何看待“重走玄奘之路”这一活动的？
五 不畏浮云拗相公
作为一位孤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具争议的人了。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在变法、学问、人格各侧面均有所抵牾；同时代的苏轼、司马光更在不同时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
志存高远
宋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于临川。父亲王益，为真宋朝进士，一生奔走南北做了几任州县官，晚年官至员外郎。王安石年少时随父亲游历各地，百姓疾苦，民生万态，无不时时引发他的思考。多年的耳闻目睹，增长了他的见识，也使他早年便立下“矫世变俗”的宏图大志。父亲王益的施政以德、为官清廉，为人刚强正直，都给少年时期的王安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形中成了他日后做官行事的楷模。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史书称誉他“一过目终身不忘”。读圣贤书，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熏陶，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青云之志，不知不觉在王安石的心中悄然生长。稍长以后，王安石在父亲的教导下博览群书，才气纵横，深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极言王安石日后的成就将无人可以比肩。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应试汴梁，一举提名金榜，签书淮南判官。按旧制，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三年）后，即可担任集贤院、昭文馆、史馆等一类馆职，经此途可以迅速升迁，日后极有可能位列宰辅，因此被视为飞黄腾达的最佳途径。然而，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可望而不可即。王安石年纪轻轻就具备了入馆资格，不知让多少人艳羡。然而，学以致用的信念，让他决意在政治上干一番大事业。早年随父宦游南北的经历，更让他渴望有机会去地方上考察时弊，谋求济世良方。
于是，判官三年任满，赴京待命之时，王安石毅然放弃了在京担任馆职的大好机会，于庆历七年（1047）去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当了一名知县。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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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赵祯）至和元年即公元1054年4月，王安石从舒州（今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同年7月以追记形式写下千古名篇《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作者叙述他和几位同伴游褒禅山所见到的景物，以及游山经过，并以此为喻，说明要实现这大理想，在研究学问上要“深思而慎取”。从文中可看出，王安石青年时就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但他也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遇到重重阻碍，要成功，“志、力、物”缺一不可，但“物”与“力”不可强求，一个人要想为社会有所贡献，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吾志”。“尽吾志”思想正是王安石后来百折不挠实行变法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有这样的名句“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很好地表达了王安石感叹志存高远，强调最美的景观常在险远，没有志向是不能到达的。王安石的这段寻奇探幽的记游，既说出了做事与个人的主观品质、客观外力的关系,还充分显示了王安石敢作敢为不惧他人非议的个性。
游记中写道：“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至也．”人言固然可畏，但可贵的是坚持主见，不随众阿附.“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则说明要有健强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才有能力爬山涉水、探寻幽胜．才有可能办好事情．“有志有力而又不随以怠．”说明有志有力之外，还要坚持不懈这三条是说个人品质的主观方面.“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是说遇到疑难困惑之处还须有外界的客观帮助来指引.个人的自我探索要善于借助外物的帮助包括他人的帮助和引导。“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也,其孰能讥之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要已经尽力了，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也不必遗憾了。
“三不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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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天变不足畏”：原意是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这是对当时有人用各种所谓“天生异象”的奇谈怪论来攻击新法的回应，同时透露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祖宗不足法”：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若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人言不足恤”：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这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
推行新法
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 —— 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开始实行变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以推动变法。在任宰相执政期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宋神宗自始至终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对王安石非常信任，甚至王安石顶撞了他也不计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为己任，倾全力实行变法。 熙丰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达此目的，王安石陆续推出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属理财富国一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属于整军强兵一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理财"的方法是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青苗法于1069年9月颁布。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春、秋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的利息。春天分发出去的须秋天收回。农田水利法于1069年11月颁布，规定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分派。均输法发布于1069年7月。朝廷征调财物时，考虑到富商垄断物资，抬高物价，从而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均输法规定征调权统归发运使，由发运使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情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所谓 "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从而打击商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订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两年才颁行，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付诸实施。这是王安石最得意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极大，但官户、将吏、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户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权，繁重的兵役就落到农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摧残极大。王安石改革时规定，按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这样，自耕农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人。
保甲法，王安石在上 《万言书》中就己经提出过。保甲法实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镇压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把乡村人口编入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督，农闲时操练，教给他们战斗的方法。保甲法作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经费。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己能从此窥见一斑了。
在培养人才上，王安石对学校进行整顿，改组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为统一上下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开展，王安石亲自编订各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凡科举考试，都奉为教材。
这条艰难曲折的改革路走过了十几年，是否走出了“积弱积贫”的困境？事实证明改革的措施虽然在反对者的阻挠下未能实行到底，但在改革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一，租税负担趋于公平。方田均税法实行后，官僚贵族和地主豪强所占有的土地无法再隐瞒了，必须按土地的多少和质量的等级向国家纳税，占地多者交税多，占地少者纳税少，少数农民承担国家大部分租税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了改变。青苗法实施后，农民不再忍受高利贷的盘剥，可以低息向政府借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青苗法被称为“有富民之利”。免役法实行后，农民解除了劳役之苦，虽然要缴纳免役钱，但下等户缴纳得少，上等户缴纳得多，所以免役法在开封府受到民众的欢迎，民情喜悦，“欢呼散去”。
第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田水利法推行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旱地得到了灌溉，渠堰得到了修复，江河得到了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宋会要辑稿》记载，在改革期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7093处，收益民田达36177888亩，这一成绩不仅在宋代，即使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是非常突出的。
第三，财政由贫变富。由于改革发展了经济，壮大了税源，扩充了税基，减少了浪费，节约了支出，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个变化实在是巨大的。《宋史》云：“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另外，社会趋于和谐安定。从农民的反抗起义来看也大为减少。北宋建国到改革前108年中，大型的农民起义有9次，平均12年一起。从淳化三年到熙宁元年(992——1069)77年间，平均8年多发生一起农民起义。特别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尤为频繁，8年中平均2年发生一次。改革前是农民起义的高潮，“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财政改革期间却很少有农民起义事件发生，国家出现了难得的安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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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北宋中叶这场财政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说它已经开辟了一条图强的路，使北宋政府正在走出“积弱积贫”的困境。如果改革的措施不废除，能够继续实施和完善，取得的效果就会更大。如今审视北宋走出“积弱积贫”的轨迹，说明财政改革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权稳固的重要途径
探究活动：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理财问题上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善于理财之人，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著名论断。司马光反驳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你对此怎么看?你认为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能增加国家的财富吗?
六 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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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是一位书生，为纾国难，毅然投笔从戎；他本有安乐的生活，为救苍生，甘愿抛家舍业。文天祥的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该如何做人，人是不是要有点精神？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今天我们是否要居安思危？
心系天下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出生在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文仪喜爱读书，常常手不释卷，经史百家，无不精研；天文、地理、医药、占卜等书，都广为涉猎，在乡邑中以有学问著称。他对文天祥的教育非常严格，又延名师教导，因此文天祥在少年时候，已广读诗书，对经史的钻研成就尤大。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我国北方发展、强大起来，在铁木真（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统—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族的汗国。蒙古贵族驱策骠悍强劲的草原铁骑，横行欧亚大陆。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文天祥出生的前两年，金朝灭亡后，蒙古发动了征服宋朝的战争，陕西、四川、朔北的许多州县，都被蒙古军队所占领。后来由于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诸王争权夺利。才大部撤兵。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继任大汗后，蒙古军队又大举攻宋，在邓州（河南邓县）、毫州（安徽毫县）一带驻扎重兵，南宋又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对于严峻的时局，少年的文天祥深为忧虑。有一天，他怀着沉重的心情信步来到吉州学宫，看到欧阳修、杨邦父、胡铨这几位本朝的名臣、志士的遗像，不禁肃然起敬。他暗下决心，要以他们为榜祥，作一番事业。当时战火还没有燃烧到江西来。他还能在县学读书。不久，他转入白鹭书院学习。这所书院的主持人欧阳守道，道德文章都受到人们的推祟。文天祥在他的教诲下，学业大进，品德也受到锻炼。更加成熟了。宝祐三年（1255年）文天祥二十岁那年，考中吉州贡士，取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第二年，他到南宋的首都临安（浙江杭州）应考。
在礼部的考试中，文天祥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但还应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的“御试策”这篇文章，主要提出四个问题；为什么天灾频繁、人才匮乏，兵力薄弱、“虏寇”入侵？文天祥运笔如飞，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将近一万字。他直言论政，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灾的发生是民怨招来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巧取豪夺，贪而无厌，人民怎能不痛苦呢？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士人或追逐名利，或空谈性理，对国家的耻辱和人民的痛苦漠不关心，国家重用这种人，有才能的人就被见弃了。兵力的薄弱是国家财政困难造成的，财政困难则是因为皇室、大臣和寺观挥霍浪费，如果天下之财专供军用，就不会兵力不足。他对这三个问题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可惜对第四个问题，文天祥出于阶级偏见，作出了惜误的答案。他认为少数民族的入侵，是“盗贼”蜂起，也即农民起义的结果。文章回答这些问题后，又要求皇帝采纳逆耳的忠言，重视社会的公论，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强盛。
黄榜张贴出来后，文天祥取上了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不幸他父亲文仪去世，文天祥应在家守制，不能出仕做官。
临危受命
（1273年）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召集大臣议论对南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单徒公履等人都认为灭亡南宋，此其时矣！于是忽必烈设立荆湖行枢密院，由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主驻襄阳，设立淮西行枢密院，由合丹、刘整、塔出，董文炳主持，驻正阳。他们整顿军队，进行出兵的准备。至元十一年（1274年）一月，准备工作就绪，由丞相伯颜、元帅阿术统率，由襄阳水陆两路进攻东南，由淮西进攻淮东。襄阳的一路，经汉水入长江，陷鄂州（今湖北武昌），又以破竹之势，接连攻下黄州（今湖北黄冈）、蕲州（今湖北薪春）、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等地。淮西的一路直取淮东，指向扬州。
鄂州陷落时，临安受到空前的震动。这时度宗已经病死，由他的幼子赵显继位，即宋恭帝。赵显只有四岁，由太皇太后谢氏主持朝政，十二月二十一日，太皇太后下了一道“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保卫京师临安。
由于南宋政治十分腐败，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各地文武将官大都感到元军锋锐，无法抵抗，因而存心观望。响应这个号召，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
文天祥是第二年，（1275年）正月十三日才接到这道“哀痛诏”的。他涕泣不能成声，决心应召勤王，挽救南宋王朝。南宋人民本来很痛恨元军的烧杀掳掠，只要有人倡导，就上千成万参加勤王军。文天祥又素孚人望，三天之间，就募集了一、二万人。他把自己的财产充作军饷，准备粮食，只要命令一到，就开向京师。
元军继续沿江东下，群臣、太学生纷纷要求丞相贾似道率兵抵抗。贾似道迫于形势，不得不亲自出征。他抽召各路精兵十三万，舳舻相衔百里，于二月间到达芜湖，和从鄂州败退下来的夏贵会合。伯颜、阿术从江北、江南两路夹攻，南宋水陆两军都遭到惨败，贾似道乘小船从鲁港逃到扬州，后来被罢了官。三月初伯颜大军进占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江阴等地官吏都望风而逃，威迫临安的形势已经形成，临安第一次实行戒严。
这时文天祥的勤王军集中吉州，要求从速入京。丞相王蝓非常高兴，主张速召这支军队来拱卫临安。知枢密院（主管军队）兼参知政事（右丞相）陈宜中却从中阻梗，说文天祥是“猖狂”，他的行动是“儿戏无益‘，要他留屯隆兴府（今江西南昌）。王蝓一气之下，离职出京去了。直到七月间，朝廷觉得临安空虚，才颁旨催促文天祥率兵入京。八月十七日，诏令文天祥为工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赞军事，八月下旬，勤王军抵达临安。
文天祥作了到前线和元军决战的准备，而丞相陈宜中、留梦炎却畏敌如虎，积极策划议和。文天祥上疏反对朝廷姑息养奸，并建议把东南一带划分为四镇，给地方官以实权，让他们去收复失地。陈宜中、留梦炎不加理睬，文天祥十分愤慨。由于常州告急，平江（今江苏苏州）受到威胁，文天祥率领勤王军到平江前线作战。
勤王军在初次作战中表现非常英勇，除守卫平江外，文天祥还派出三千人支援常州。淮军将领张全不能很好配合，让勤王军孤军作战，勤王军在兵力悬殊下，仍然夜以继日地和元军浴血苦斗。有一支由尹玉率领的赣州义军共五百人，遭到元军的日夜合围，一直前仆后继进行冲杀，结果除几人冲出外，其他全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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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军元帅伯颜兵分三路加紧发动进攻，一路沿长江入海，取澉浦、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一路取常州，另一路由建康经广德攻打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这一路是到临安的捷径，宋军防御空虚，朝廷最为担心。陈宜中、留梦炎议定调文天祥驻扎余杭，守独松关。当文天祥回师余杭的时候，独松关已经失陷。伯颜亲率大军攻陷常州，全城上万人都被杀死，只有七个人伏桥坎下才幸免于难。三路元军很快包围临安，南宋朝廷或者与元军决一死战，或者投降，没有第三条路好走。文天祥和张世杰主张坚守阵地，和元军作殊死战。陈宜中一心想要议和，留梦炎看到形势不妙，偷偷跑出临安，后来投降了元军。太皇太后召集大臣议事，来朝的官员只有六人，南宋朝廷已陷于极度混乱之中。
这时闽广两路平静无事，江西、湖南也还有很多地方在宋朝手中，文天祥勤王军有三四万人，京师义民可动员二十万，文天祥和张世杰商议，背城借一，以战为守。如守不住，则分两路到江西、两淮活动，继续斗争。太皇太后和陈宜中加紧进行议和活动，派人到伯颜营中，请求称侄纳币，准许议和，伯颜不许，求称侄孙，也不行。太皇太后无可奈何，准备奉表称臣，岁纳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以乞求保存小朝廷。伯颜根本不让南宋保存朝廷名义，坚持非丞相亲自来请降不可，并指定于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五日到长安镇商议投降事宜。
德祐二年（1276年）太皇太后诏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要他出来维持残局。几位执政大臣在左丞相吴坚的府第计议对策，他们都认为到伯颜营中谈判是非去不可的，但谁也不愿去，而属意于文天祥。文天祥自忖国事至此，不能顾惜一身了。而且他幻想要以大义来说动伯颜退兵，终于决定挺身而出。太皇太后命文天祥和吴坚、贾余庆、谢堂等人到伯颜营中去。吴坚胆小怕事，不敢抗争，谢堂遇事唯唯诺诺，没有主意：贾余庆是卑鄙小人，一味奉迎元军，以求取得新朝官位。这场尖锐的谈判，势必由文天祥来担任主要角色。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下定决心：不为利诱，不被威屈，不辱使命。
伯颜大营设在临安郊外的皋亭山明因寺。文天祥到来后，昂首阔步入见伯颜。营中刀枪森列，元军杀气腾腾，他视若等闲，十分坦然。伯颜首先问：“丞相来谈投降的事啊？”文天祥不承认是投降，而说是来谈判的。他严肃地说：“投降是前丞相一手经办的，我一概不知道。太皇太后命我为丞相，先来军前商量。“伯颜连忙改口说：”丞相来勾当大事，这很好嘛！“文天祥直截了当地问：“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所在，北朝究竟想把它作为国家来对待呢？还是要毁它的社稷？”伯颜只好说：“皇上（指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书说得很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义正词严地指出：“现在两国丞相亲订盟好，你们应当退兵平江或嘉兴，把和议情况奏闻北朝，北朝诏令下来后再作续议。”
伯颜正是为了灭宋而来，怎么肯退兵呢？他露出胜利者的踞傲、骄横的神气，威胁着文天祥。
文天祥毫不示弱，他以高亢的声调继续说：“能依我所说，双方讲和，是为上策：不然南北兵祸不已，对你们也没有好处。”
文天祥的强硬态度使伯颜感到诧异，他从没有见到宋朝的使节敢于这祥对待元军的统帅，但也不相信文天祥不能屈服，声色俱厉地恐吓着要把他置于死地。
文天祥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宋朝的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在所不惧。”军营中元军将官见到文天祥竟是这祥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都十分惊奇钦佩。
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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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率领义师抗元失败后，被押解到元将张弘范的大营中，元军将官威胁文天祥，要他向张弘范下跪。文天祥厉声回答：“能死不能跪！”张弘范在皋山伯颜大营中见到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知道要强迫他下跪是办不到的。有人提出把他杀掉，张弘范没有权力杀死这个宋朝的丞相、枢密使，只好说：“杀了他倒成全他得到忠义的美名，以礼相待才能显出我宽宏大量，不能杀。”他亲自为文天祥解缚，并好言相慰，优礼有加。文天祥只要求给他一把剑，以自刎殉节。张弘范对他严加防范，不敢把他监禁在潮阳，而是囚在一艘海船中，四周不断有元军水兵巡逻。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元军直趋崖山，准备消灭南宋流亡政府。文天祥也被押解到崖山来。
珠江口外，零丁洋上，酝酿着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海战。就宋元双方兵力而论，宋军还略占优势，张世杰的船队有大小船舰一千余艘，其中有不少巨大的海上楼船，将官兵民共二十余万。元军共有大小船只八百余艘，而且有二百艘迷失航向，还没有到达崖山。张弘范看到宋军的阵势，感到这场战斗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决定必须智取，尽量避免力敌。
张弘范发现元军中一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就派他去劝降，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张弘范竟派李恒元帅到文天祥船中，请他写信向张世杰招降。文天祥他奋笔疾书，顷刻间写了一首七言律诗交给李恒，这就是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零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对元军劝降的有力回答，李恒无可奈何地拿了这首诗向张弘范复命。张弘范看到这首大义凛然的诗篇，不觉赞叹说：“好人好诗”。
崖山决战已经不可避免，双方都在准备。其实元军有不少弱点：一是兵力较少，二是北方士兵惯于驰马平野，一登上船就头昏目眩，呕吐不止，战斗力大大削弱：三是船工大都是南方人，心向南方，只要形势转变，他们是会站到宋军方面来的。由于近年来张世杰多次失利，他的战略思想和采用的战术，都是小心翼翼，力求稳当。决战前，他竟把大船都连结起来，这祥就只能守不能攻，失去了灵活性。
二月初六日，决战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张弘范把元军船队分为四队，向宋军船队南北夹攻，宋军士兵全力抵抗，也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元军士气旺盛，两军船只靠近时，纷纷登到宋军船上，只见宋军船只绳断旗落，阵势大乱。张世杰看到大势已去，下令砍断绳缆，突围出去。战斗从中午到黄昏，宋军许多船只已被元军俘获。张世杰特别担心皇帝赵昺的座船，派人驾小船接赵昺到他的帅船中。保护皇帝的陆秀夫担心混战之后，来人真伪莫辨，没有让接去。皇帝座船较大，突围不出，陆秀夫怕靖康故事的重演，他首先叫妻子儿女跳海自尽，又回头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殉国。德枯皇帝（恭帝赵显）被俘，受辱已甚，陛下不能再受辱。”说罢即背负九岁的赵昺跳海壮烈殉国。张世杰率一百多艘船只突围出去，其余八百多艘都被元军俘获。而张世杰突围后，遇到一场翻江倒海般的大飓风，许多船只沉没海中。将士要他上岸暂避，被他拒绝，终于堕水牺牲。自此，南宋王朝灭亡。
文天祥自始至终观察着这场崖山决战，起初，他多么希望张世杰能打一场扭转乾坤的战斗，事态却按照他预见的最坏的结局发展，使他痛心疾首，无以复加。他在《集杜诗。南海》序中说：“崖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范不可出矣！“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他把崖山失败比作赵长平军被秦将白起坑杀，把宋朝的失败归咎于奸臣误国。
三月中旬，文天祥被押解到广州，他正等待着元朝中央政府给他处死的命令，没有想到张弘范对他更加优待。在庆功宴会上，张弘范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忠孝之事尽矣。文丞相如能改心易虑，以事大宋的忠心事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文天祥沉痛地回答：”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张弘范劝降失败，向忽必烈上了奏章。忽必烈命令把文天祥押来大都。
至元十六年（1279年）四月二十二日，文天祥离开广州，被押送大都。一同被押北上的还有行朝官员邓光荐，他们一路上论诗谈史，虽然身为囚徒，并不垂头丧气，还想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他们从广州经英德、曲江，越梅岭进入江西南安（大庚），改走赣州水路，经赣州、吉州、隆兴，从湖口入鄱阳湖，进入长江后顾流东下，经安庆、池州、鲁港，采石矶，六月十二日到达建康。在建康逗留了两个多月。在建康，文天祥为邓光荐编了诗集，取名《东海集》，意为应象鲁仲连那祥，宁蹈东海而死，义不帝秦，反映了他们宁死不向元朝统治者屈服的决心。到建康不久，邓光荐就病了，往后文天祥要独自北上。两位志士要分手时，邓光荐依依不舍地写下了一阕《念奴娇。驿中官别》，赠送文天祥：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恨，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赢，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这阕词赞扬了文天祥壮志凌云、百折不回的精神，也为他生不逢时、天不我助而无限惋惜。文天祥也步原韵奉和了一阕：乾坤能大，算蛟龙原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更那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飘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颇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向江山回首，青山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文天祥在这阕词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尽管迭遭挫折，最后失败，仍然要做英雄人物，不向元政府低头。虽然人形憔悴，而丹心不改。八月二十四日，他继续北上，从建康经扬州、高邮、淮安、徐州、新济州（今山东济宁）、河间，保州（今河北 保定），十月初一日晚上，到达大都。
起初，元朝政府把文天祥安置在会同馆里，这里是接待投降官员的。管理人员以美酒佳肴款待，视为上宾，接着，劝降的人接踵而来，而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随后是瀛国公赵显，即德祐皇帝，他已被元朝削去帝号，封瀛国公。只有九岁的赵显当然不懂得如何劝文天祥投降，元朝统治者是想利用君臣关系来制服文天祥。文天祥见到赵显，跪下痛哭流涕，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只好怏怏而去。
元朝权倾朝野的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来劝降。阿合马高踞堂上，要文天祥下跪。文天祥昂首挺立，义正词严地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怎么能跪？阿合马见文天样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阿合马毫无办法，元政府只好把文天祥押到兵马司衙门囚禁起来。十一月初五日，孛罗丞相召文天祥到枢密院，再一次劝降。文天祥回答说：“我尽忠于宋朝，宋亡只求速死。”表现出他忠贞不二。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显），另立二王（赵昰、赵昺），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
文天祥被俘后，元朝政府知道文天祥是铮铮铁汉，不能易其心志，于是在牢狱中折磨他。文天祥安之若素，在狱中编自己的诗集《指南后录》，又集杜诗二百首，并作题记，这些题记是很有价值的南宋末年历史资料。
土牢宽八尺，深三丈二尺，四面都是土墙，只有一个很小的门户，冬天阴冷，夏天闷热。有一年夏天，下了倾盆大雨，牢房积水盈尺，水退以后，炎热逼人，空气中充满着湿味，霉味，臭味，简直使人无法忍受，文天祥居然无灾无病，活了下来，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忽然他悟出了真谛：因为自己有精神上的修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就是天地间的正气。有这种正气，就可以战胜种种邪气。于是文天祥提笔写下了他那篇气壮山河、千古不朽的《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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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府一些官员想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来巩固对南方的统治，又有人提出继续劝降。另一些则反对，认为文天祥不死，是留下一个后患。元朝最高统治者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和大臣议事中问道：“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奏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下谕，将给文天祥高官显位，又下令兵马司优待文天祥，给上等伙食。文天祥拒绝元朝政府给他的优待。
这时北方传说中山府（今河北保定）有人聚众数千人，准备打进大都，劫走文丞相。朝廷立即下令戒备。对于文天祥的处置，也到了最后决定的时刻了。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来到皇宫大殿上，长揖不跪，侍卫官强行按他下跪，他仍昂首挺立。忽必烈对文天祥说：“你在这里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以臣事宋朝的忠心事我，当令你在中书省有一坐处（意即当宰相）。”
文天祥坚定地回答：“天祥是大宋状元宰相，宋朝灭亡，只求速死，不当久生。”“不愿当宰相就当枢密。”忽必烈命人传话。“不能当”。文天祥毫不含糊地回答。“你愿意怎么祥？”“但求一死足矣！”忽必烈无可奈何，只得命人把他带回兵马司监狱。十二月初九日，这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元朝政府派来监斩官，率领士兵和乐队到兵马司监狱来，顿时金鼓齐鸣。文天祥神情泰然地对狱卒说：“我事毕矣！”即被带上刑具。押到柴市。到了刑场，文天祥问旁边的老百姓。哪边是南方？遂即向南方拜了两拜，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文天祥被杀后，大都街头巷尾，时常传出哭泣的声音。
就义的第二天，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来收领遗体，在衣带间发现这祥一篇附有序言的赞：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向南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文天祥一生刚直不阿，以国为本、高风亮节，深受历代人民敬仰。清代秦簧诗云：“破碎河山余正气，英灵风雨护荒丘。”
探究活动：钱逊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说过：“一部四千年中国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故使中国屡仆屡起，屹然常在。”中华民族有这么一种正气支撑着整个民族的发展。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苦难，但是民族正气最终能够战胜困难，发展壮大。
阅读文天祥《正气歌》，撰写一篇读后感。
第二章 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近代中国受尽了列强的凌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存续前赴后继冒死奋战，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壮丽的诗篇。他们中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有“我以我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有淡泊官场热心实业救国的张謇、有以身殉国的张自忠、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李大钊、有左翼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等等。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报效祖国，激励着全民族奋战到底，为民族求得了独立新生。
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是一位不避风险、以身许国的政治家，不但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地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在遭受国内政敌陷害打击的时候，仍然始终坚持爱国理念，从不动摇。他一生清廉自好，恪尽职守，兴利除弊，锐意改革，发展经济、关注民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著名诗句，抒发了他决心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崇高思想感情。这种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正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终能生生不已的精神源泉，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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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雕像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长子林鸣鹤（早夭）、次子林则徐、三子林霈霖及八名女儿。
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林母陈帙瞒住丈夫，偷偷以女红这项手艺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后来，林则徐在其著文《先妣事略》中忆述：“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凿，又善翦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值，以佐家计。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备传其妙。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呜尚未假寝。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不孝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辄正色曰：‘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大意是，幼时家贫，母亲和林则徐的妹妹要做些女红来贴补家用，经常通宵达旦，林则徐不忍心，提出自己帮忙，母亲正色说：男儿要去做远大的事情，岂能认为这些琐事就是孝道呢？读书扬名，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呀)。家计虽不用代劳，但林则徐每天到书塾之前，都会先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贫苦的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非常快乐的。邻居常常听到林家吃饭时的欢笑声，探看之下，不过是十多个人津津有味吃着豆腐。后来林家以此事来教诲子孙知足常乐的道理。
尽管林则徐家境寒苦，但是林宾日非常重视教育。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七岁，已经熟练文体，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宾日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教书先生，教育态度既讲究又开明。他不只重追求学问，还注重品格修养；不求死背，不求体罚，循循善诱，让学生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在他教书的五十年当中，中举或考上进士的多达数十人，最杰出的还是儿子林则徐，他八、九岁时，就在学堂上写出了“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林则徐十二岁时，孔庙召童生任佾生，经一轮选拔之后，林则徐当选任佾生，为祭祀乐舞的人员。林则徐考入鳌峰书院是在嘉庆三年（1798年），鳌峰书院是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入读书院者皆非泛泛之辈。院长是敢于蔑视和珅、刚直不阿、主张经世致用的教育家郑光策。在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将诸子百家一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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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与他同时入读的还有郑光策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加上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加深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
光阴冉冉，一转眼二十多个春秋已过，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就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郑淑卿为妻，郑淑卿为河南省永城县知县郑大模之女，郑大模有次遇到林则徐，对他文思敏捷留了心，认为此子必成大器。以当时来说，进士门第出身郑家的千金嫁给家境寒苦的林家秀才，是件罕见的事情。自此林则徐在郑淑卿在世时都没有纳过妾侍，终其一生情深不渝（据林则徐长房后人林鸿汉表示，郑淑卿逝世后林则徐曾续弦再娶）。林则徐逝世后，同治至光绪年间，英国的杜莎夫人蜡像馆特地为林则徐郑淑卿夫妇制作蜡像，成为少数可长期展出的名人蜡像，以表敬意。
年底，新婚燕尔的林则徐离开家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则徐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那时厦门的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厦门海防同知皆是贪官污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认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开扩视野。其任内他得到汀漳龙道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赏识，张师诚招他成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为何选林则徐为幕僚的说法不一，依照林氏家族后人传说，张师诚翻阅各地呈交给他的贺启，发现林则徐的贺启写得最好。那时正值除夕，依惯例各地官员都要向皇帝呈拜折。于是张将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途中诸多刁难，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又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张师诚观察林则徐的修养和态度，只见他认真誊写一遍，非常欣赏他人品及才华，就请他纳入幕僚。
张师诚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甚至他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蔡牵时亦一同随往，令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
同年年底，张师诚推荐林则徐父亲林宾日为乐正书院主持，林家经济得以改观。后林则徐又在这年参加燕京会试，可惜仍是落第，他依然留在张师诚幕府当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 年），26 岁的林则徐赴京会考，殿试高居第二甲第四名，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从此踏上了官宦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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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五月初九（1813年），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任庶吉士。同年九月初七（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七年岁月，被派往不同地方工作，但仍是微不足道的小京官。七年期间，他的子女相继出世。嘉庆十九年（1814年）正月初四，长子林汝舟出生；次子林秋柏出生三日而殇；后来长女林尘谭、次女林金鸾（后夭折）亦出生，单较二百两银年俸，根本不足以应付家庭开支。唯有间中在书塾教书，或寄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帮补家用。在翰林院期间，他著经济专书《北直水利书》。
林则徐虽不善社交，但他于嘉庆十九年加入了由地位不高的京官组成的宣南诗社，结交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人，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领袖。
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十日（1816年8月1日），林则徐离开翰林院，往江西南昌任考官，他父亲林宾日得知此事后，因感怀自己过去的经历，特地致信儿子，要儿子慎选人才。林则徐此后多次任考官期间，均公正严肃地工作，因此在士人之间博得良好的名声，甚至落第的考生皆致信向林则徐讨论请教。林则徐后来记述自己对考官工作的态度：“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踲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遂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
林则徐如此重视科举，但他的好友龚自珍和魏源见识到科举之弊端严重，认为科举是对人才的埋没和摧残，因此曾为此事争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河南南岸河堤缺口，河南巡抚琦善办事不力，引发大水灾，林则徐不惧琦善满洲贵族的背景，向嘉庆帝直奏琦善的无能。他为官清廉，不畏权势，行事果敢，不假情面，导致同僚的猜忌、冷嘲热讽，林则徐因此对官场厌倦。
道光元年（1821年），林宾日病危，林则徐以照顾父亲为由辞官而去。乘船返回家乡期间，妻子郑淑卿在船上诞下三女林普晴，返回福州时，林宾日已病愈。
林宾日陈帙夫妇及家乡的乡亲父老极力反对林则徐辞官，加上在家乡林则徐也不知用什么技能求生，只好不情不愿地再涉官场。他的主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一直为林则徐斡旋，道光帝亦知林则徐任内的政绩卓越，特地召见夸赏他，并破格复林则徐职。自此，深受道光帝宠重的林则徐青云直上，终可一展抱负。
道光三年正月初七（1823年2月17日），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甚至黑夜潜行，明查暗访，验尸时亦亲自动手。短短在任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的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人民称颂为“林青天”。他还认为江苏之风气败怀，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
同年夏季，江苏大水灾，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聚集，阶级矛盾激化，即将成民变，官府照样追催税。江苏巡抚韩文琦力主用兵镇压，林则徐极力反对，他乘船前往灾变地区，赈济灾民，平息民愤，恢复社会秩序。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在任一月即调任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
道光十年（1830年）秋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查看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从这一年起到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的境况，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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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
道光二十年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探究活动：中国禁烟运动 “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可能轻易放过的。” ——《安得鲁·韩德森致拉本特函》
这则材料说明了什么？分析鸦片战争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
八 一腔热血只为唤醒民众意识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一百年前，这个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奔走呼号的英雄，以青春的挥洒，倔强地挺起民族的脊梁，死何所惧?就在刀锋接近头颅的那一刹那，他已将生命置换成永恒，一种精神执着地闪烁在历史的天空,灿若星辰。
谭嗣同
愤慨悲歌士
谭嗣同，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北京。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十岁起，即从笃好经世之学的欧阳中鹄为师，后又在当时名扬幽燕的侠客大刀王五（王正谊）门下学艺。从欧阳中鹄和大刀王五身上，谭嗣同不仅学到了广博的知识，精湛的武艺，而且接受了他们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谭嗣同又钻研了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要求进化的著作。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平生愤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井陉关是汉代的韩信用兵，打了大胜仗的古战场。谭嗣同独上井陉，极目山川，缅怀古人，抒发壮志，爱国的火种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就已播下了。
十九岁以后，在整整十年中，谭嗣同曾漫游祖国各地，涉足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往来于河北、新疆、甘肃、山东、江西、湖北等十多省，历程达八万余里。崇山峻岭的雄伟磅礴，广袤山川的锦绣妩丽，开阔了他的眼界，扩大了他的胸怀。沿途百姓啼寒号饥，灾民蜂拥，农田荒芜，市井萧条的悲惨情景，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亲可爱的祖国，为什么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原因何在？出路何在？谭嗣同虽千虑百思，却不得其解。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苦闷之中。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气不能餐，愤而难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懑地写道：“这个条约真是将中国的生死命脉尽授于人，全国将没有一家一人不亡了。”
《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法日本，强租港口，硬割租地。眼看祖国如此孱弱，任人宰割、欺凌，谭嗣同忧心如焚。他想：中国地大物博，百姓众多，只要治理得法，并不难成为世界各国之冠。令人痛心的是鸦片战争后列强步步入侵，当朝大臣或只知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置中国存亡于不顾；或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迂腐得令人发麻。想着这一切，谭嗣同压制不住心头的忧愤，奋笔疾书：“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可爱的祖国，怎样才能使你存立于天地之间而受人尊重呢？这个为当时许多人苦思焦虑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谭嗣同的心头。他看书、阅章，访朋，日夜深思这个问题，最后，谭嗣同得出了这个结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向变法寻找出路。
初试锋芒
谭嗣同生活的时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世不久，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而他不可能看到中国真正的出路。加上他的出身和思想的局限，最终自然只能寄希望于不是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改良道路。在谭嗣同看来，西方诸国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上开工厂、用机器，在政治上设议会、行选举，而这些，中国统统没有，所以中国就落后，就贫弱。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要强盛就不能再走老路，而必须学习西方那套新法，奋起直追。
谭嗣同这种思想，同当时颇负盛名的康有为不谋而合。一八九六年春，三十一岁的谭嗣同去上海找康有为，不巧未遇。后来在北京找到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促膝长谈，十分投机，自此成为莫逆之交。回湖南后，谭嗣同积极宣传新学，深得当时倾向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赏识。在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下，湖南省一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讲究新学、新法的风气大开。一时之间，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湘报》等等，都办起来了。湖南由此一跃而成为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省份之一。
当时较有影响的是南学会的活动。组织南学会的目的，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诸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在南学会起总负责作用的是谭嗣同。南学会规定每七天开一次大会，地方上有什么事情，就在会上公议，没有什么事情，就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谭嗣同很有演说天才，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气势激昂，辅之手势，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先后发表了《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谭嗣同对着千百听众大声说：“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君与民的关系，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根本之道！”听着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由此可见谭的思想在当时那些维新人士中是比较激进的。
谭嗣同的演说，都整理发表在他同唐才常主办的《湘报》上，后来又收集在《仁学》这本名著中。
不怕“杀身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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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画像
谭嗣同等在湖南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激进表现，遭到湖南顽固势力的仇视，他们策划进行反扑。南学会后来被解散，《湘报》主笔被殴打，一些维新派人士被迫离开湖南。面对这种局面，谭嗣同毫无畏惧，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表示，为了变法维新，不怕“杀身灭族”。
谭嗣同在湖南显露的才华，很快为在京城的光绪皇帝所赏识。一八九八年六月，他被征召进北京参加新政活动。当时他正在病中，因此延至八月，才抱病进京。在离湘赴京前，谭嗣同又一次陷入难眠的长夜。他高兴的是，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眼看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诸实现；但他又有忧愤，因为知道变法谈何容易，可谓满路荆棘，前途吉凶未卜。他再三嘱咐妻子李闰，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留言中，他套用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写下了“我不病，谁当病者”的话。这些都表明了谭嗣同准备为变法冲锋陷阵，并为此不惜献身、敢于担当的决心。
谭嗣同进京后，于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信赖，也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负，谭嗣同悉心尽力地工作着。一次，光绪皇帝批下一个奏折，要谭嗣同逐条批驳。原来，这个奏折是顽固守旧分子、湖南举人曾廉写的。他罗织康有为、梁启超的罪名，要光绪皇帝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害怕这个奏折落入慈禧太后之后，于是要谭嗣同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文末用挺拔刚隽的楷书，字字有声地写下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为了保护变法阵营的旗帜，谭嗣同完全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在赴京参与新政期间，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三次去信，督促他退出变法，火速回家，以避将来“杀身灭族”之祸。但谭嗣同阅后付之一笑。他那颗火热的心，早已献给了变法救国的大业。为了这份救国事业，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变革、维新，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然不会没有阻力，从一开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就激烈加以反对。他们齐集于颐和园，策划着道道阴谋，企图置维新派于死地。他们在采取了革除维新派大臣，掌升迁官的职权，逼迫光绪皇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措施后，又预定十月底，要光绪皇帝同太后一起去天津阅兵，届时一举废掉光绪皇帝，取消新政。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光绪皇帝九月十四日和十七日，两次给康有为等人下密诏，要他们迅速离京，急筹对策。由于维新派的变法缺乏群众基础，本身又无军事实力。所以一时消息传来，他们惊恐万状。谭嗣同“有心杀贼”，挺身而出，愿意去说服掌握兵权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北洋军队里的一个有实力的军官，是一个口头上对变法十分拥护，骨子里却极其阴险狡诈的两面派。他手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约七八千人，正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九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夸奖了他一番，并提升他为侍郎，叫他专办练兵事务，以保新政。两天后，在政变风声日紧的九月十八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急赴袁世凯在京的住地法华寺。他未及通报即闯入袁宅，稍加寒暄后，就劈头发问：
“你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
“是旷代之圣主！”袁世凯答。
“荣禄他们准备借天津阅兵废黜皇上的阴谋，你可知道？”谭嗣同又进一步问。
“是的，我听到一些传闻了。”袁世凯又答。
“今天可以救我们‘圣主’的，只你一人了。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果不愿意救”，谭嗣同说到这里，用手在自己头颈上一划，“你可以到颐和园向太后告发我，也就能因此而得到荣华富贵。”
“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说：“皇上是我们共同拥戴和服侍的主人，我同你一样，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不但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袁某一定万死不辞！”
听袁世凯这么一说，谭嗣同喜形于色。他以为袁世凯已被说动，就将光绪皇帝密诏的内容及其同康有为等人商议的计划，和盘托出：“荣禄等人的计划，全在于天津阅兵来实现。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是受荣禄统辖的。荣禄就靠你们三支军队来实现阴谋。董、聂两军都没有什么力量。如荣禄发动兵变时，请你用你的军队抵抗董、聂两军，同时保护‘圣主’，使皇上能恢复大权，清理朝政，肃清宫闱。这样，你便立下了不朽功业。……”
袁世凯听后，慷慨激昂地说：“如在阅兵时皇上能迅速进入我的军营，发布命令诛灭奸臣，那么，我袁某一定拼死去干！”
谭嗣同故意激袁世凯，说：“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恐怕不那么好对付。”
袁世凯怒目相视而答：“如皇上在我军营里，只要令我下手，那杀一个荣禄犹如杀一条狗那般容易！”
至此，谭嗣同以为袁世凯已完全接受他们的计划，含笑而告辞。就这样，满腔热忱、豪爽天真的谭嗣同，受了狡诈无情、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的骗。当谭嗣同满心欢喜地把“喜讯”连夜告诉康有为等人，满口极赞袁世凯为“奇男子”时，他怎能会想到袁世凯已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当晚，荣禄赴京向慈禧太后急报。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她囚禁光绪皇帝，亲自临朝“训政”，同时下令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闻讯逃亡日本。为时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完全失败了。
横刀向天笑
政变发生的当天中午，谭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同梁启超苦筹办法。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态度自若，毫不慌张，他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死了！”第二天，谭嗣同到梁启超当时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把自己所著诗书文稿及家书一箱交给梁启超，要他逃往日本。梁启超反复劝谭嗣同一起出走，谭嗣同执言不肯，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劝梁启超充当“行者”，以图变法事业之“将来”；他自己则甘当“酬圣主”的“死者”。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也曾同大刀王五策划过劫救光绪皇帝，但未成事。其后，王五劝他出逃，并自愿充其保镖，谭嗣同却决心已定，拒绝出走，他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给王五，希望王五继承其维新事业，以实现其酬报“圣主”的遗志。后来，又有一些人劝谭嗣同出逃，均被他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后来者的觉醒。
九月二十四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被捕。在狱中，他抚今追昔，神态自若，从地上拾起煤渣，在牢房的墙壁上欣然作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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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张俭和杜根，都因揭发朝中权贵或劝太后归权皇帝而受打击迫害，他们吃尽苦头，但在当时就受到人们尊敬，死后更留下名声。谭嗣同自比张、杜，觉得扪心无愧。他态度从容，决意含笑就义。他又想到了康有为和王五，他们的“去”和自己的“留”，是肝胆相照的，犹如巍巍“两昆仑”，皆为顶天立地的人物。谭嗣同衷心祈愿这两位“生者”继续实现“死者”未竟的志愿。
九月二十八日，年仅三十三岁的谭嗣同慷慨就义。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祖国的强盛，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刀王五亲自为他收尸，许多人作诗志哀。黄遵宪的挽诗写道：“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松阴是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维新志士吉田矩方的别号，因积极主张革故鼎新而被幕府处死。黄遵宪把谭嗣同比作松阴，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第二年，谭嗣同的骨骸被运回湖南浏阳原籍，筑墓于城外石山下。后人为了表示对这位维新志士的崇仰，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下一副对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探究活动：
{C}1、{C}谭嗣同与袁世凯交往是明智还是失策？
{C}2、{C}变法失败，谭嗣同以身殉国你认为是智还是愚？
结合相关史料思考，阐述理由。
九 
状元下海，实业救国
张季直（张謇）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毛泽东
张謇像
捐弃所恃,舍身喂虎
张謇所生的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潜伏好几十年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外来因素，而趋于恶化。而社会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也在欧风美雨浸染下发生着变化。洋务运动尽管步履蹒跚，也开启了一代新风。一部分眼光远大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商品和资本的力量。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便宣称，“计洋商（每年）之利，当不下三千万”。而士农工商四民分工的老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张謇便是其中一位。在中法战争之后，他就认为，“中国须兴实业”，而士大夫当仁不让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甲午战争后，他更是以状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业。
对于张謇为何放弃正途功名、进入最上层阶层的可能，而进入大部分国人看不起的工商业之列，一般都会提到他作为儒家强烈的济世和爱国情怀。不过，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际也是颇重要的因素。
直到1894年，42岁的张謇仍然奔走在科举之途。毕竟，他从幼年开始入学，是这个世代务农家族的唯一读书人。张謇十五岁进入科场，因为“冒籍”引发的连锁问题，前后五年张家几乎倾家荡产，张謇精神上也创巨痛深。他曾说自己“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此后，他便在科举和客幕之间流连，求取功名仍是第一目标。1885年，张謇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是南方士子的魁首，可惜接下来在礼部会试中屡屡败绩，多年科场消磨，张謇决心就此罢手，在日记中时有流露。当听闻一位老友客死旅顺的消息时，他写道：“凄婉天涯，名心益冷。”（《张謇日记》，1894年正月初六日）
但是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76岁的老父亲希望儿子能够金榜题名，张謇为安慰老父，便在二月赶到京城应举。孰料这次竟顺畅无比，一直到四月二十日点了状元。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次日，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能够得中状元，除了张謇本人才学非凡之外，清流人士的长期奖掖也极为重要。在1894年前后，朝廷洋务清流对峙，新科及第的张謇是清流领袖翁同的门生，他卷入朝中党争，亦积极主战，战后又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的罪责。
然而，毕竟有十余年出入幕府的眼界，和在家乡办实事的经验，张謇又与其他议论朝政臧否人物的清流人物的守旧不同。甲午战败后，他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张季子九录·政文录》）
此时，父亲的去世，把张謇拉离了活跃而复杂的京城政治生涯。他匆匆回乡奔丧，按照本朝的成例，在家守制三年。不到半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依照《马关条约》，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这年夏天，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
一场战争和一个条约，对中国人堪称精神上的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冲击也刺激张謇投身设厂自救的实际行动中。
实业救国，不遗余力
1895年8月，张謇的机会来了。张之洞委任丁忧在家的张謇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1874年状元）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无比轰动的事。
以状元之尊，从事长期被视作末业的工商业，去追名逐利，其间的内心纠缠不可谓不大。多年后，张謇追述往事，说自己当年决心“捐弃所恃、舍身喂虎”，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存在以商为耻的下意识；他为自己找到的精神支点，便是他做这一切均是为中国大计，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同时，他接受张之洞委托，亦有替读书人争口气的用意，世上都说书生无用，只会空谈、负气，他即使低三下四也要做出点样子来。
大生纱厂在1899年5月23日正式开始纺纱。五年的筹备工作可谓是艰涩坎坷，焦点在于集资太难。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在他眼中，秉政者“蔽不足与谋”。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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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生纱厂及股票
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对这段曲折，他的儿子张孝若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记述十分详细。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尽管状元名气大，然而张謇一个穷读书人，名不能当钱用，要从别人那里拿到钱款，并非易事。张孝若说父亲那时候到万无办法的时候，常常跑到黄埔滩对天长叹，流眼泪。有时候，张謇还得卖字筹自己的旅费。
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大生开车后，经费依然不足，张謇“坐困围城，矢尽援绝，曾无一人顾惜”，每天傍晚他和二三同人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张謇接受商董沈亚夫的建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如果周转不灵，无花纺纱，便关闭工厂还给股东。所幸当年棉纱市场不错，大生纱厂才柳暗花明，当年便有赢利，1900年纯利便有5万两。大生生产的机纱以“魁星”为商标，以显示状元办厂，藉此扩大社会影响推广销路。
在筹办纱厂的这段时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然而翁同此时的处境已极为微妙，不久便被开缺回籍。政海翻云覆雨，仕途险恶。兼之甲午年张謇目睹太后从颐和园回京城，恰逢大暴雨，大小文武官员，七八十岁的老臣，都跪在泥水里接驾，雨水落到红顶子，再滴下来淋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染了红颜色的落汤鸡；太后安坐在轿子里，正眼也不瞧一下。帝国官员，如此没有尊严，且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张謇在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水江南好相见”，果然，在京城不过两个多月，他便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漩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当日，张謇答应张之洞在南通办纱厂，心里尚有不甘，他认定自己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觉得惭愧难当。他未曾料想到，自己充满犹疑不安、筚路蓝缕走出的这一步，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和1897年在苏州创办了苏纶、苏经纱厂的状元陆润庠，以及咸丰朝状元孙家鼐的子侄所创办的阜丰面粉厂等，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传统读书人也可以选择弃文经商，不再局促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大生纱厂利润总额逐年增长，眼见盈利丰厚，投资入股者自然增多。1903年盛宣怀未曾使用的纱机也被大生吸收，总纱机增加到40800锭，占到当年全国纱锭的11.9%。到1908年大生共获纯利一百九十万余两，除了年息八厘的官息外，股东分红可谓丰厚。
但张謇不满足于仅仅设立一个盈利的工厂。他曾对后来成为大生二厂经理的刘厚生解释厂名的由来：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刘厚生：《张謇传记》）在为大生拟定的《厂约》，首先便说明办厂的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
张謇的长久设想，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利用盈利创办新厂，不断扩大再生产，最后形成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盐垦和农田水利业以及金融服务业多业共行的大生集团，然后，以实业为基础，“父教育，母实业”，建设一个区域的理想社会，这是他1903年考察日本时，受日人经营城市重视规划的启发。
1900年，为运输大生物料，张謇设立大生轮船公司；1901年，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资，开垦苏北沿海的滩涂荒地，以期广植棉花，解决纱厂原料问题；1903年在崇明建了大生分厂。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謇在通海地区创办了二十家左右的企业。此外，他还筹建了通州自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测绘、蚕桑等职业教育学科。
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渗入这块古老偏僻的传统之地。张謇开办纱厂之初，南通人不晓得工厂为何物，谣传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故而尽管南通向来是产棉花之地，乡下妇女靠纺纱织布谋生，但纱厂当时所招女工并不多。直到此后谣言渐息，女工才多起来。而大生的管理制度亦充分照顾到本地传统。每到农忙季节，大生纱厂便停产，让工人回乡务农，同时还领着工资；女工生孩子，厂里亦有补贴，小孩需要照顾，可以带到厂里专人照看。
政治共舞，立宪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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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等晚清立宪派
作为地方精英，张謇的经济实力，使得他可以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尤其是1900年庚子之乱，他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一方面，他要避开政府过多的干预，在他所办实业中，除大生纱厂是绅领商办，其他均为民营性质；一方面多年经营实业，同时深谙中国政治，张謇意识到，“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此时，大生的事业方有起色，要发展，东南局势一定要安稳。1901年他又写就两万字的《变法平议》，提出一份社会改革方案。
像张謇、汤寿潜这样具有令人敬重的社会地位、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朝廷看来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官僚权力结构。于是，朝廷在1904年3月1日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官。张謇在日记中说，考虑可能对自己经营实业有利，他便接受了这个新制下的官衔。
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张謇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实现国族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政治分野，张謇很快主张顺应潮流在共和主义下实现平稳过渡。他还出钱出物资，赞助江苏都督程德全实现江苏的光复。
事实上，正是由于张謇，以及其他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精英阶层，一方面抱持着开放和革新精神，一方面又保守着传统的精神力量，以及对政权的不信任态度，依靠现代化的勃勃生机，逐渐摧毁了清廷的合法地位。
兼济天下，抱憾而终
1922年，70岁的张謇走到了一生的最顶点。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在他生日前后，南通城车水马龙，马路两旁扎起了彩色牌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张謇一人的生日，仿佛是地方事业成功的庆祝。
自从1916年与袁世凯决裂，政治于张謇而言，已经“兴味淡然若水”，他决心抱“村落主义”，经营南通的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诸端，在这江北一隅打造一个现代的桃花源。1920年他又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小小南通成了民国的模范县，全国各地来的观摩者络绎不绝。在当年的访问者眼中，南通充满现代气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图书馆、博物苑、印书馆一应俱全；古老的城墙和城门被废除，代之以新的环城公路。
而南通的自治成绩激励了不少有理想的实业家。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
张謇一生，可谓是一位亦新亦旧的人物。他受德国俾斯麦的影响，认为富国舍实业与教育别无他途，欲兴教育，则先兴实业。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商，他正式提出“棉铁主义”。三年后，他在研究了晚清40年来中外贸易的材料后，认为列强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棉和铁，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如果再不改变，即使不亡国，也要穷死。因此主张率先发展棉铁，逐步全面振兴实业。而凝聚了他的追求与梦想的南通模式，又深深包含着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义务和职责。他的世界观仍是传统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一生为事业生，为事业死。张謇入殓时，家人依照他的吩咐，给他穿上大生纱厂织就的布衣。三年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亲作传，请胡适写序。在序言中，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孝若亦认可此种说法。然而胡适又说，“他独立开辟了数种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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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江苏南通
探究活动：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八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奋斗一生，不断突围。
(选自《新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中说张謇“独来独往”“一生孤独”“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可见他的一生确实是孤独的，孤独与成功有什么关系?请对此进行探究。
十 以身殉国 第一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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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画般美丽的汉江，蜿蜒流淌在秦岭山脉的南麓，滋养着沿江两岸勤劳朴实的人们，也传唱着一个抗战军人的壮歌。这个军人被人民称为抗战军人之魂，1937年，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搅扰了这片土地的安宁时，他带着所属部队溯江而上，迎着敌人的炮火，誓死抵抗，直至为国捐躯。
自小就有一腔正义的热血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他从军三十载，戎马一生所展现的军人武德与他从小就树立起的忠烈、仁义的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明万历年间，税监马堂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年间，农民王伦为反抗暴政发动起义，后遭官兵镇压，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年间，临清又发生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反清起义。起义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这几个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临清人民强悍的民风和近乎悲壮的性格，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于19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四年后，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义和团运动虽然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混乱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绞杀之下，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三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的张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一个卖菜的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俩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敌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就把自忠送回了临清老家。未曾想，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父亲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夫人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回到临清以后，张自忠继续在私塾里读书。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乡人回忆，他两三岁的时候，母亲总在他的胸前系一个小兜兜，在里面装些花生糖果之类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伙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给他们吃，直到分光吃净为止。长大一些，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
他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从没有为衣食犯愁，但村里有些佃户吃糠咽菜，家境贫寒。张自忠于心不忍，常常从家里拿来白面馒头换人家的糠窝头。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糠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买不起，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结婚以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至此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要出去闯天下！1914年，时年25岁的张自忠投奔了冯玉祥，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坚决抗战
在西北军中张自忠以治军严厉著称，绰号“张扒皮”。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
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3年，张自忠率部在喜峰口大败日军，名声大震。这是他抗日历史的起点。
1933 年1月，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这是自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进行的又一次扩张。
大敌当前，29 军被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特地委任38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这是张自忠平生第一次同日军交战。29军不是蒋介石嫡系，装备很差。根据西北军传统，部队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出征前，张自忠特意召集营以上干部进行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29军抵达喜峰口后，立即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源源不断增兵，38师虽然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经过三天血战，几个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艰苦的拉锯战。由于受到敌炮火的猛烈射击，29军伤亡很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不是办法，于是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进行夜袭。在张自忠的动员下，很快一支2000人自愿组成的敢死队成立了。
此后，29军在喜峰口与敌对峙达3个月之久。张自忠的38师担任着整个29军防守阵地的四分之三。虽然在对日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大大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
全国抗战爆发后，张自忠犹如蛟龙出水，猛虎出柙，历经淮河、临沂、徐州、潢川、随枣及冬季攻势诸战役，攻锐守坚，所向披靡，建立赫赫威名，官至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同时，张自忠也作为一个厉害的敌手而备受日军钦敬，被他们尊之为“活关公”、“现代关公”。
卢沟桥事变之前，张自忠身为天津市长曾受命办理对日交涉并率团访问过日本，受到国人误解；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张自忠又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留平缓冲，更被舆论误解为逼宫夺权，附敌为逆。在国人的眼中，张自忠简直成了汉奸亲日派。国民政府还一度发布命令，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逐渐消去了人们对张自忠的误解；但往昔的罪名仍纠缠在他的心头，使他难以释怀。
1938年1月，号称铁军的日本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南岸强行登陆，随后西进到高密、诸城、莒县一带，直接进逼鲁南军事要地临沂。该师团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师团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准备会师台儿庄，尔后攻占徐州。当时，驻守临沂的中国军队只有5个团，形势万分危急！
张自忠奉命增援，他立即率部星夜兼程，日行180 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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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59军以劣势装备挫败日本的铁军，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也使张自忠赢得了各方高度赞扬。因为此次战役不仅打破了板垣、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而且胜利揭开了中国军队台儿庄会战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热情。不久，张自忠升任第27军团的军团长。
1939年夏，张自忠在重庆接受《大刚报》记者采访时曾神色凝重地说：“我张自忠绝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临沂大捷后，张自忠将军戎马倥偬，转战于鲁、豫、皖、鄂等省。继台儿庄大捷后，又历经徐州突围、潢川之战、襄东大捷等战役。1938 年10月，张自忠荣升上将，被任命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从1937年底重返军旅，时隔不到一年，张自忠就由军长晋升为军团长，由军团长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由集团军总司令提升为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擢升速度之快令人称奇。这一方面是战争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张自忠在战场多次重创日军的缘故。张自忠成了妇孺皆知的抗日“活关公”，当时许多军校毕业生宁愿到他麾下当一名排长也不愿到其它部队去当连长。
1940 年春，中国的正面战场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4月下旬，日军以冈村宁次为总指挥，调集重兵分六路向襄东第五战区大举进犯。
16 日拂晓，敌人突然集中上万名士兵、30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向南瓜店及其两侧发起猛攻。张自忠所部虽英勇善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陷入重围之中。当天上午，敌人集中多数兵力，从东、南、西三面向张自忠的总部猛扑。苏联顾问提出撤退，手下的参谋建议他转移，避免与敌决战。张自忠火了，大声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当总司令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就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土坷垃？什么包围不包围，今天的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一席话说得部下哑口无言。此时，日军调集大批炮火进行疯狂的攻击，张自忠由于身穿黄色军制服，目标暴露。在激烈炮火中，他的头部、左臂先后负伤，裤腿、袜子均被鲜血浸透，却依然坚持进行指挥。当左右再次劝他撤离战场时，张自忠说：“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走。”下午2 点左右，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督战。他神色严峻，威仪凛然，官兵士气大振。张自忠率卫队撤退至杏仁山脚下，作最后的抵抗。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躯阻敌于山脚下达两个多小时。眼看熟悉的卫士一个个倒下了，张自忠再也 按捺不住，提起冲锋枪猛烈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就在刹那间，他被敌机枪射中，顿时身中5弹，血如泉涌，倒在地上。两名日军端着刺刀冲向张自忠，他顺势抓住敌人的枪站立起来，可旋即被另一人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9岁，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张自忠牺牲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硝烟笼罩在上空，格外寂静，细雨无声地飘落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上。血迹随着雨水缓缓流淌，染红了一片片泥土。当两名日本兵打扫战场时，从张自忠的身上搜出一支钢笔，才发现上面刻着他的名字。两人大吃一惊，不禁“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敬军礼！日军将领深为张自忠的精神所折服，他们在剥去血衣、手表、钢笔、名片后，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擦洗好，裹上白布，放进棺材里，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并树一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张自忠这位誓死抗日并战死沙场的上将，得到了敌人的尊敬，无不说明他人格的力量。
据后来公布的战报，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全身被数弹洞穿，可他没有倒下，仍面对日军挥舞着早已无弹的手枪。在日军的战史资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端着刺刀向一个指挥官模样的大个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在冲到不到
举国送英灵
张自忠殉国当日（
张自忠的尸骨运回后方后，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武昌起程运往重庆，举行国葬。当日，十万人口的宜昌，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在将军灵柩经过的长江边，为他送行。日军飞机多次在宜昌上空盘旋，十万宜昌人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没一人惊恐躲避。日军看着这破天荒的场面没有轰炸。将军以死拼杀没能战胜的敌人，显然被将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所震慑。
轮船汽笛响彻长江，载着将军缓缓驶离宜昌码头远去，驶在长江上，开向流着中华民族忠勇之士热血的天险三峡。张自忠上将的遗躯经过秭归，峡边高山上再一次立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乡亲，他们默默地望着。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血洒疆场的抗日英雄。党中央拨出专款对张自忠在四川、湖北的衣冠冢重新修缮，并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大城市设立了张自忠路。
探究活动：
学习张自忠将军的故事，相信同学们有许多感慨，对这位为国牺牲的英雄都十分敬佩。请举出两例在抗日战争中你最敬佩（或喜爱）的人物，并说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伟大贡献。
十一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号龟年，河北乐亭人。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内忧外患、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时期先进中国人摸索着救亡图存的方法，李大钊这位不朽的革命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青春哲学在当时无不是青年们心中的灯火，在21世纪的今天在观其所吐之肺腑言论激情仍在，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铭记历史之责任，不忘珍惜时光，发愤图强为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勤奋刻苦
祖父是一个四方大脸、膀大腰圆、结结实实的老头。他直爽好客，爱说话，爱管闲事，街坊邻里有了纠纷，他去调解；谁做了坏事，他毫不留情地数落。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因此村里人叫他“李铁嘴”。他勤劳节俭，会算账，家中里里外外安排花销都有他筹划。他有时候看上去脾气暴躁，但对自己的孙子除了在学习上严厉督促外，总是又慈祥，又耐心。祖孙的感情在长时间的相处中慢慢建立起来。30多年后，李大钊回顾“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的凄惨境遇时，对祖父的养育之恩记忆犹新。
李大钊六岁时，祖父李如珍送他到本村谷家的私塾里去读书，在学校任教的是单子鳌。单先生是黄口村人，生于1868年，名叫单占峰，字子鳌。此人中等身材，走路姿势有点“外八字”，说话膛音高，声色洪亮，是位秀才。
大钊迈进校门后，有了专职老师教，私塾里有严格的校规，对他来说就有了一个专心学习的好环境。旧私塾教育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体罚，学生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或违反了校规，轻者罚跪或打手板。有的贪玩的孩子，对求学存有厌倦情绪。而李大钊幼年接受了严格的家教，对私塾的校规，他能认真遵守。他刻苦求学，成绩优良，不骄不躁，对同学互相友爱，对老师热爱尊敬。他常常帮助同学，大家都佩服他，老师也非常喜欢他。
李大钊小时候念书很用功。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去吃饭，往往剩下他一个人还坐在位子上背书或默写。单老师经常催促他：“耆年！回家吃饭去吧。”他总是把当日讲的书按老师的要求，会背、会讲、会默写生字，才肯罢休。就这样，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三年后，单老师便向他祖父说：“耆年这孩子学业良好，进步很快，我教不了他啦！另请高明吧！”因此他转了学。单老师为什么称呼李大钊“耆年”？后来，他对学生们讲了这个故事。
单老师一生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塾师生涯。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你们知道是谁吗？”不容学生们回答，他便说出口：“就是李大钊！他当初上学的名字是我给他起的。上边一个‘老’字，下边一个‘日’字，念‘耆’。‘耆年’就是长寿，因为我喜欢他，才给他起‘李耆年’这个名字，希望他长寿，所以他的字叫‘寿昌’；后来他改名‘大钊’，改字‘守常’。这个名字改得好，‘钊’者刀也，大钊者乃大刀也，他立志要用大刀铲除人间不平之事，你们要努力读书，好好学习他！”
1901年，李大钊13岁那年，转到乐亭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那里去读书。宋举人系宋家的老三，名宋森荫，清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年）举人. 宋家专设了学馆，请黄宝林（字玉堂）为教师。黄老师是乐亭城北小圣庙村人，他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是个“优贡”。从学位，知识和对学生严格教管方面，在众人的心目中颇有些威望，李大钊又投了黄玉堂这位名师。由于他刻苦求学的精神，谦虚、朴实的品德，深受黄老师的赞赏。黄玉堂老师经常夸奖李大钊说：“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这时的李大钊，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不断丰富，对祖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非常忧心。
在1903年（光绪29年）腊月傍年，宋家的专馆年终考试已经结束，同学们没事等待放寒假。大家谈论起清政府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引起了黄玉堂老师讲“太平天国”洪秀全造反的故事。
黄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主张：妇女和男子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担任各种官职，废除了束缚妇女的旧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由于李大钊从小爱思考，有见解，善于发现问题，他立即向黄老师发问：“老师！洪秀全的很多主张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
黄老师猛然一听，就愣住了。摇摇头说：“这个么……你可把我考住了。”略停一会儿说：“以我之见，好行新法者，违俗而招祸。”
李大钊又问：“太平天国已备百万大军，占领十七省，为何失败了呢？”
黄老师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因内讧而失败。不过……一切尽气数哉！”
李大钊很激动地说：“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这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到永平府参加科举考试。期间，府里接到清政府取消科举入仕制度的谕旨。他和参加考试的部分生员一起转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段时间，李大钊开始认识国家的危局，了解到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以及戊戌变法与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了解到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的罪行，以及《辛丑条约》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正从这时起，李大钊开始考虑国家大事。传统经典中“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的意识有了现实归着点。国家的衰落、民族面临危机、人民沦于奴隶境地的危险，成为他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李大钊感到，败局虽无可挽回，而国耻不能不铭记。于是编印《国耻纪念录》，撰《国民之薪胆》一文。在文中，重述日本侵华历史，以“甲午”“甲辰”（日、俄在中国国土上交战）、“甲寅”（“二十一条”）三个年代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作国民“未来之胆薪”。并且，李大钊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表现出他对社会的负责和对中华民族绝不会亡国的信心。就在这段时间，他对未来将和他一道开辟挽救民族国家新道路的陈独秀提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问题产生了兴趣。
1916年5月的一天，李大钊乘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反袁斗争的最后时期，政局动荡。
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了进一步施展政治抱负，在反袁斗争中威望空前提高的原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和蒲殿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李大钊遂于
李大钊在
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前又兼任经济学教授。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一面研究理论，撰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进行革命活动。与此同时，李大钊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各种活动。1918年1月，李大钊加入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6月当选为纠察员；后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12月，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中文书记；1919年1月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参加临时委员会；参加发起筹备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等。
李大钊特别注意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阐明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这篇文章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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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18年6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10月，国民社成立，李大钊被聘为《国民》杂志社导师，他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成为该杂志的总顾问。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国民社的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与此同时成立的新潮社，也聘李大钊为顾问，而1919年3月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与李大钊的关系更为密切。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及时报道和分析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批评时政，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新纪元》的社论，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全世界的资产阶级。1919年3月，守旧文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诬蔑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纾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每周评论》第17、第19期集中登载各报有关新旧思潮的言论，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更广泛的开展。
1919年2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晨报》第7版设立“自由论坛”，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李大钊发表了《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不仅及时指导学生运动的发展，而且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参加运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以特大号字体为标题，报道运动的发展。
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李大钊到处奔走；为挽留辞职的蔡元培，李大钊向各方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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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鼓吹的一点一滴改良，反对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公开声明布尔什维主义是他所认定的主义。
1919年9月，《新青年》6卷5号出版。这是李大钊负责编辑的专号，他把它办成马克思研究专号，除积极组织稿件外，还自己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长文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础，尤其重视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反映了李大钊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理论指导的迫切心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李大钊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两个要点：其一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基础的构造。其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专号里，李大钊还集中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部分。《新青年》6卷5号出版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更成为影响一代人思想变化的重要篇章。继6卷5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逐步成为倾向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
李大钊还于1919、1920年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说明各种意识形态形成的物质和经济根源。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
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英勇就义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还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然全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五千名群众在天安门召开了抗议大会。会后，李大钊亲自举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到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军阀政府门口，段祺瑞反动政府开枪扫射示 威群众。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学生周正铭等四十六人惨遭杀害。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李大钊为了使革命群众减少损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示威群众疏散。当他看到几个受了重伤的青年倒在地上时，便一个个地把他们搀扶起来，织力量把他们背走。直到绝大部分群众脱离险境，李大钊才随着群众朝胡同东李大钊口走去。兵警见到他，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厉声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做买卖的。”李大钊从容不迫地回答。
当时李大钊穿着长袍马褂，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并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个商人的样子。兵警信以为真，便用力搡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做买卖到这儿来，找死呀!还不快走!”
李大钊机智地通过了敌人的检查。
当天夜里，李大钊召集了北京党组织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战斗计划。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木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 “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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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动
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等用他们睿智的眼光和非凡的创举，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请你简述其中一位人物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的巨大贡献。
十二 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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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奋力求学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其时黄昏气息浓郁。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鲁迅所处的家庭正如同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其辉煌已成为历史。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管教是严厉的，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祖父的严格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文学创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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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
12岁时，鲁迅离开新台门，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鲁迅的坐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使他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他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私塾里的寿镜吾老师，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让鲁迅留下深刻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的继续前进。
鲁迅十七岁时从三味书屋毕业，十八岁那年考入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公费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1906年鲁迅又放弃了医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过课，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坚决背叛所出身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看清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坚信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祖国。中国知识分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中国人民决不甘受外人凌辱、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鲁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后来又由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他无私无畏，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是冲锋陷阵的模范，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文坛遨游
鲁迅介入新文化运动后，以科学来反对迷信，并写了很多篇以科学反迷信的杂文。他一方面将众数和民主分开，与新文化运动协调一致；另一方面要继续留日时期的个性启蒙，不违背他“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继续张扬个性解放，反对传统的群体，以“个人的自大”反对“群体的自大”。而且，鲁迅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文，显得异常激进。他认为反对白话文的人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仅跟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倾向保持一致，而且似乎比其他人更加激进——他从多侧面批判中国的节烈观、伦理观和家庭制度，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循环历史，让人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说应该将华夏传统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部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说中国的国粹是浓疮，这个“粹”与其留着，还不如割去跟别人一样好，甚至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梅毒，应该用新文化的六六六将其灭杀。在艺术的美学风格上，鲁迅也努力表现出一丝欢颜，与乐观理性的启蒙主张取同一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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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刊发《狂人日记》
当然，赋予了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以实质性的内容，并且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
之后，鲁迅一发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鲁迅将小说的启蒙性与正视人生的真实性、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以及无与伦比的艺术性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创造中是鹤立鸡群的。与当时的实验新诗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 （1936年出版）。《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民主战士
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了以反帝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纲领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在鲁迅等人筹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接着，鲁迅谈了自己对于“左联”的几点意见：“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鲁迅的讲话在到会的代表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为了为中国左翼文化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付出了很多心血，他先后为49位青年作家的书稿写序或做跋，一生共收到1200多位青年的来信，并写了3500多封回信，经他帮助或资助过的青年作家、翻译家、木刻家有很多很多，这些受到鲁迅影响的进步青年大都成为左翼文化界的新战士。黄源说：“他一生帮助青年，指导青年，把全部的精力献给青年。他每天要分出一二小时的精力给青年复信，看稿，有的青年还要他代办书籍。他平素来往的也都是青年。他为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当中。但他从不以青年领袖自居，从不使唤青年。”当萧军和萧红这一对文学青年从东北沦陷区到上海时，在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向鲁迅求助，鲁迅不仅热情地资助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和左翼进步作家建立了关系，而且还出资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他们的著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鲁迅为了向读者推荐他们的著作有分别撰写了序言。鲁迅指出《八月的乡村》是“很好的一部书”，“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在评价《生死场》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有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序言对这两部著作的文学价值与时代价值都做出了高度评价，这对于当涉足文坛的萧军和萧红两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和支持。萧 军说：“这活我于‘涸辙’的情义，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
“左联”成立后不久，冯雪峰得到消息，国民党政府因为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准备通缉他，为了安全起见，鲁迅从
{C}川路的拉摩斯公寓，这个新家虽然与内山书店隔路相望，但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同年9月，由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许广平等发起，上海左翼文化团体在史沫特莱租下的荷兰西餐室“希腊巴业”秘密集会，祝贺鲁迅五十寿辰。史沫特莱惊讶地发现，到会的其中许多人，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
鲁迅被邀为常务委员，并亲自编辑“左联”的一些重要机关刊物，如《萌芽》、《文艺研究》等。他率领着广大左翼文艺战士，与“新月派”理论家和国民党策划的“民族主义文学”展开了激烈论战。鲁迅加入“左联”后不久就参与了“左联”批评梁实秋的论战，这次论战也是鲁迅加入“左联”之后的第一次论战，鲁迅的文章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左联”所推行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观点。
1930年1月，鲁迅在《萌芽》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疑问，批评新月社梁实秋等人的政论是“挥泪以维持治安”。3月，鲁迅又在《萌芽》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正式对梁实秋的两篇文章进行了反驳，鲁迅情调自己“硬译”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阶级文学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鲁迅最后指出新月社所标榜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缔，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自己的眼睛”！这篇文章表明鲁迅文艺观的转变，他已经接受了文学具有阶级性的观点了。
鲁迅和梁实秋这场基于阶级性和人性论立场上的论争，因为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后来一直留有余波。鲁迅在1932年所作的《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演讲中还讽刺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是“帮闲文学”，并把梁实秋作为“三嘘”的对象之一。梁实秋后来则在鲁迅逝世后发表的访谈中说：“后来先生转变，与余等之笔墨战争则更多。余等素以争取自由言论，反对当时政府之无理压迫为旨意，而鲁迅则指责我们不能为劳务大众着想，只保守小资产阶级之意识……再前阅报载海上文学家联合宣言……而先生亦签名其中，或较前又有转变，而放弃极端之阶级主义，奔向国民立场，是以此正合吾人意见。望其能发扬广大，不料竟尔弃世矣。”
左翼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恐惧。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首先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1931年2月，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鲁迅全家避居上海花园庄旅店。在得到柔石等人牺牲的确切消息之后，鲁迅非常难过。深夜，他独自在花园庄旅店堆满杂物的院子里静默着，想起了总是“傻子”似做事的柔石、满脸孩子气的殷夫，他痛感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在悲愤中，鲁迅吟出了如下的诗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冲破国民党的严密禁锢，创办秘密刊物，发表悼文纪念战死者，又在外国报刊上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同年8月，鲁迅译完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撰写了一系列杂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1932年初，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鲁迅与茅盾等40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934年，蒋介石在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又鼓吹以所谓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逆流。文化教育界的尊孔复古派也蠢蠢欲动，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8月，鲁迅作《门外文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指出劳动人民是人类文化和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当时的大众语论争作了科学总结。
同年五卅惨案九周年纪念日，鲁迅又作七绝《无题》，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警句预告了革命风暴必将兴起。
1936年，是鲁迅战斗生活中的最后一年。5月，经诊断，他患了严重肺病，体重减少至37公斤。宋庆龄等友人多次敦促鲁迅疗养。当冯雪峰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经过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鲁迅非常兴奋。
中共中央对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
22日下午，一万多名各界群众和苏联、日本、德国等国友人为鲁迅送葬，人们有组织地唱起了纪念鲁迅的挽歌，高喊口号：“纪念鲁迅先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万岁”。鲁迅的遗体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白底黑字的锦旗，旗上有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
这次为鲁迅先生送葬的活动不仅是对鲁迅先生的崇高纪念，而且有力得宣传了抗战救国的精神。保安、北平、济南、青岛、天津、西安、太原、开封、无锡、重庆、成都、杭州、广州、梧州、厦门、漳州、泉州、香港等地也相继召开了追悼会或纪念会。国内外的一百多种报刊刊登了纪念鲁迅的消息、报纸和悼文。
探究活动：走近了鲁迅，你对鲁迅有了怎样的认识，有了怎样的收获？
第三章 中国梦我的梦实现中华复兴梦
十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赵朴初曾回忆周恩来总理时说：“我在西花厅曾听到有些人不止一次跟周总理说，你这个房子要修一修。那个时候西花厅那个房子还有漏污痕，柱子上的漆都剥掉了。他笑了笑，这个房子始终没有修。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曾经见过周总理在办公时，穿着套袖。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的时候还穿着套袖，这样节约。周总理对自己那是非常严格的。周总理是德范，道德的模范。我概括了三句话：“他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知道尼克松非常崇敬周恩来。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很多世界的领导人，但是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那么如此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人，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是怎样逐渐成长为敢于担当的中国人？是如何成就为人们所广泛景仰的人？
少小立下报国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后腐朽的的清王朝被迫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周恩来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周家本是名门旺族，从此便日趋衰落。周攀龙撒手尘寰时，未给四个儿子（依次是贻庚、贻能、贻奎、贻淦）留下什么田产。
周恩来降临人世时，他的生父周贻能还很年轻，二十四岁左右。周贻能为人忠厚老实，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薪水不多，经常失业，因此全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1899年年初，周家又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贻淦那时才二十一岁，新婚不到一年，没有子女。按封建习俗来讲，不孝有三，无后最大。贻淦此时最难过的事情，也许不是置他于死地的肺结核病的折磨，而是膝下无子。新婚的妻子陈氏还未来得及品味小家庭生活的快乐，就不得不四处求医。她太痛苦了，如果丈夫很快死去，她就会成为没有子嗣的寡妇，成为被人们最看不起的女人。
周恩来是周家长孙，也是周家当时唯一的孙子。周恩来的父母深明“人伦大义”，为使四弟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心有所慰，也使弟媳将来的生活有所依托，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儿子抱给他们“冲喜”。两个月后，贻淦辞世。陈氏成了周恩来的养母。 陈氏那年二十二岁。陈氏是他的文化启蒙老师。
1904年，周恩来六岁，被迫随生母万氏迁到外祖父家居住。开始在万氏家塾念书。外祖父家中藏书很多，周恩来阅读了不少优秀的中国神话故事和古典小说。他特别爱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和根据《史记》故事编写的《列国演义》。
在中国历史的大事年表里，1907年似乎没有什么可记，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年份。然而，在周恩来的人生经历中，这一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悲哀。这年春天，他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家里拿不出钱来治病。万氏在贫穷、愁苦与劳累的煎熬下，病情日益加重，在外谋生的父亲甚至还来不及回来看她一面，她就离开了人世。这年，她才三十岁。周恩来的养母陈氏此时也有病在身。1908年7月，陈氏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养母死后，周恩来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人介绍，到很远的湖北去做事。这样，应付债主，带养弟弟的事，就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他尝尽了世态炎凉，体味到了人生百味。
故乡狭小的天地里，留下了周恩来过多的不幸。他向往外面的世界。会写字后，他就经常跟在奉天府（今辽宁沈阳）做事的伯父周贻庚、在铁岭做事的堂伯父周贻谦通信，表达这种愿望。
1910年，周贻庚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升任制用课主稿，生活已比较安定。他是单身在任，夫人当时旅居天津。他们没有子女。周贻庚在侄儿周恩来的来信中，了解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也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个侄儿是可造之材。这年春末，周贻谦回淮安探亲时，周贻庚便托他无论如何要把周恩来接到东北来。十二岁的周恩来带着无限的憧憬，随堂伯父离开了家乡。周恩来是在初夏来到沈阳的。北方的原野这时还难找到南方随处可见的无垠的绿浪、美丽的岸柳，只有稀疏的野花接迎远道而来的小客人。但他喜欢全新的环境，向往陌生的生活。何况，北方的夏天凉爽宜人，蚊虫也少。
周贻庚一直单身在沈阳，很少有天伦之乐。侄儿来了，他总算为家里尽了一点义务，心里感到一些安慰。他喜欢绍兴黄酒，常常让周恩来也陪饮几盅。周恩来后来的好酒量也许与此不无关系。周贻庚很喜欢侄儿，要让他上最好的学堂。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社会处在急剧的变化中，只读经书的旧式学校已不吃香，以教授西方近代科技为特点的新学堂很受人欢迎，虽然它收取的费用要高出旧学堂三倍。奉天的一所新学堂还未建成。伯父便让周恩来随堂伯父去铁岭银岗书院（初级小学）暂读。当年秋天，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当时学堂的学制包括初等小学四年和高等小学三年，叫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进入这所学堂的丁班读书。稍后，这所学校改名为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今沈阳第六中学）。学校当时有许多学生跟周恩来的年龄不相上下，他对新学校十分满意。学校里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相当于现在的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十门。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许多新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
东关模范学校的学生，有的来自“小康之家”，有的是官宦世家子弟，还有少数皇族子弟，像周恩来这样的平民子弟极少。周恩来刚入学时，身材和北方小孩比，显得文弱瘦小，加上他性情温和，又是一口当地人很难听懂的淮安口音，班里的富家子弟便经常欺负他，骂他是“南蛮子”。他开始设法交朋友。当发现有好几个身体弱小的同学也受那帮人的欺侮时，他就主动联合他们，在校时一起玩，放学时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那些富家子弟再不敢轻易欺侮他们了。
周恩来对平民百姓有很深的同情之心。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姓吴的老校工，每天烧水、扫地、打铃，工作很辛苦。周恩来经常起早来到学校，帮助他扫地、烧水。有一次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板送给他治病。
在东关模范学校，周恩来遇上了一位教史地课的好教师，名叫高戈吾。高老师是学识渊博又富于正义感的进步教员。他常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思想，慷慨激昂地讲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周恩来和同学们听了，热血沸腾，泪痕满面。周恩来很尊敬高老师。高老师从平日的观察中，看出周恩来是一个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的学生，也特别喜欢他，经常找他谈心，介绍各种进步书籍给他阅读。当时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八岁时写的《革命军》。该书约二万字，作者以通俗简洁的文字，抨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呼唤革命的到来，激扬的文辞，掷地有声：“革命者，天理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书中还明确具体的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周恩来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书，心中涌动着忧国忧民的情感。在高老师的熏陶下，周恩来爱上了史地课。他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及进步刊物，了解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屈辱。
家庭的影响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会烙下很深很深的印记。周恩来沈阳求学期间，一直住在伯父家。伯父非常爱国。两代人过着清贫的生活，经常谈论的是政局的变动和社会的改革。周恩来耳濡目染，进一步了解、熟悉了不少要求改革的西方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
1911年l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接着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纷纷举起义旗。这是一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航程的革命，震撼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灵。
1911年年底的一天，上课铃响过后，魏校长正了正衣襟，拿起讲义夹，走进教室。他身为校长，还兼讲授全校的修身课，以示学校对这门课的重视。他这一天要讲修身课的“立命”一节。在社会激烈变革，国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处在明显变化中的时代，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迷惘与困惑，找不到为之追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人生的意义作庸俗而短视的理解。魏校长有感于此，讲课讲到最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问学生： “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一个学生主动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就只有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问前排的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而读书？” 那位学生慢慢站起来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第二位被问的学生说：“为明礼而读书。”
这两位学生的回答也不能算错，因为封建教育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第三位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站起来，很认真地回答道：“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教室里哄堂大笑起来。
魏校长摇摇头。他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周恩来同学，你是为什么而读书？”周恩来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举动，使很多同学十分佩服。魏校长叫到他时，教室里突然没有了乱糟糟的声音，静得出奇。周恩来站起来，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未想到，自己的门下竞有如此出众的少年才俊，非常震惊和兴奋。他迟疑片刻，
周恩来1921年摄于英国
招手示意周恩来坐下，激动地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周恩来求学的目的。后来，周恩来转往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四年，然后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到欧洲了解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肩负起寻求解放中国道路的理想。
洪流激荡图破壁
1924年9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从香港出发的“佛山号”海轮划破平静的海面向广州驶去。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这对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满足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24年7月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必要的准备。被选送回国的干部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
周恩来由于受旅欧团组织委托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因此没有去苏联而直接从欧洲回国了。周恩来一到广州，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他到革命形势最需要的广东工作。这个决定使周恩来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投入到国民革命的第一线。
周恩来初到广州即参加反由英帝国主义支持和策动下的商团反革命军事叛乱，从此投入了长达25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直到新中国成立。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周恩来不久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中共中央远在上海，许多事情中共广东区委需要独立处理和应付，周恩来的担子特别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地区党的工作卓有成效，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在组建广东地方党的工作的同时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11月，周恩来接受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走上军事工作岗位。
1926年秋冬之际，浩浩荡荡的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和南昌。上海工人响应北伐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周恩来到达上海被推举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由于组织得力、指挥有方，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解除了敌人的全部武装，成立了由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的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组成的上海特别临时政府。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7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武昌召开了两次会议。会议断然决定：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八一的枪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一直从事党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国共对峙的十年、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周恩来一直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协助党中央、协助毛泽东，直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鞠躬尽瘁为人民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国务院总理，
据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回忆：在“文革”大动乱中，周总理殚精竭虑支撑了这个局面，那时候他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他一方面不能违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心，同时又要跟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斗争，还要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要抄我们的家，要批斗我们，周
1962年，到大庆视察。这是在1202钻井队现场
总理就及时下了决心：让我们搬到国务院来住。他公开跟造反派讲：我不能没有几个帮手，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许多事情都叫我自己抓，不合理，我得有几个帮手。在生产方面他主要靠人们讲的“三只胳膊”，靠余秋里、谷牧。所以我们以后就搬进了国务院西花厅附近那几座房子里。开始的时候大家讲，你谷牧一次也不出来那不脱离群众啊，效果不好。决定我一个礼拜出去三次两次。所谓出去就是挨批斗，什么都有，喷气式啦，罚站啦，游街，出去一次大体都是5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揪到你，早上8点出去，一般都搞到下午1点左右，最后回到国务院，这时人就像散了架一样，连水都不想喝了。这个情况坚持了一段，最后李富春向周总理建议，谷牧一个礼拜出去两次三次，又耽误工作，他身体也受不了啊。周总理说：什么两次三次，不出去了。此后我们就搬到国务院住了。
那时候两派总有些事要求见周总理，他见群众的时候总是带着我，还有余秋里。后来余秋里病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带着我们一起出场，而且公开地就讲，我没有助手不行啊！他们都是帮我做工作。因为群众一见面就是喊打倒，而且公开质问周总理，你为什么要带着他们出来？我们当时都被打成“走资派”嘛！后来又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尽管如此，他照例带着我们出去。
那个时候我管三线建设，管港口，我在北京也做不了工作了，偶尔一个礼拜一次约外面部长进中南海谈谈问题。有一次，一个部长级的干部拒绝出席我的会议，他那话就很难听了。他说“叛徒”召集会议，我们去参加，最后作出决定，让“走资派”执行。这种局面我们不参加。所以以后在那里连开会也很困难了。
这个情况下我曾经向周总理说：让我到下面锻炼一下吧，我在北京做不了什么事情。周总理考虑了一下说：好哇！那你出去看看。我们那时对三线建设不放心，怕“文化大革命”连三线建设也搞乱了，将来后患无穷。我就到了西南云、贵、川走了一趟，最后又经过周总理批准，到湖北的潜江，潜江刚发现一个大油田，是湖北军区的司令员韩德山在那里主持，以后就派我到那里去了，劳动锻炼了一年，身体支持不住，就回来了。回来我就去见周总理了，我说了我下放劳动情况，我们都当作下去锻炼，还经常给周总理写报告。我说回来休息一下，然后看看安排什么工作。
休息了几天，周总理对我很关心，派秘书来看我，以后身体也渐恢复了，我就去见周总理，我说我下一步究竟怎么样？还是回原来的地方去劳动锻炼还是怎么样？总理说：那个地方不要去了，但是你现在回建委有困难，两派斗得你胜我败互不服气。我给你出个题目，你抓抓港口建设怎么样？他说：我提个口号，三年改变港口面貌。那时候我们的港口，那是落后得很了，那时候万吨级的泊位51个，万吨级是小船，国际上拉煤、拉矿的船都是50万吨.60万吨，那我们要靠万吨级的船来拉这些东西就不行了，所以我就沿海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研究，能不能搞大泊位，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开辟新港，比如日照、温州、宁波安排了一批泊位，还有云、贵、川的防城增加了一个出海口。
周总理曾说过，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你把港口早修起来，你不就很快地就赚回来了。我说我很高兴抓这个事儿，我不愿意回机关，那时候我就抓港口了。从秦皇岛顺着沿海，青岛、烟台、威海，一直走到广西的防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西南那里还办了一件事，我发现防城是一个很好的港口，云、贵、川的物资要通过长江转一个大的圈子才能到香港，到国际上去。我说你这个地方修一个几十里路的铁路，把这个路修通了，从防城这里出去路多近呐！办了这个事，对云、贵、川的对外开放，对外交通，那是方便得多了。
周总理那个时候抓生产，第一条是保护管生产的干部。他一看我们都不能正常工作了，他才下决心，让余秋里我们两个住进了国务院。他让部长们也分期分批住进国务院去休息一段，然后再出去。有一天周总理接见什么人，谈到后半夜3点钟，我就跟周总理吱耳朵说：“没我的事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他说：“你不能走，一会儿又碰到你的事，怎么再叫你呀！”最后3点多钟会散了，他把我留下说：谷牧你怎么开会好请假呢？现在我就靠你们来工作。我对他讲：总理，明天9点钟我还要召集几个部长谈什么问题，我总想休息几个钟头，否则我怎么对付明天的会。那时候我跟周总理什么都敢谈。他说：谷牧，你吃不吃安眠药？我说：不吃，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他说：你吃安眠药，毛泽东主席吃了一辈子了，我也吃了一辈子了，没有什么事。安眠药吃下，你至少可以休息两三个钟头吧。这是叫我吃安眠药，我学会了，开始吃安眠药。
那个时候，明明白白的，他没有时间睡觉嘛！什么事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千斤重担压在他肩上，部长们都“靠边站”了，就靠我跟余秋里，他要办什么事，事先跟我们讲：你们先替我摸摸情况。我们找部长谈一谈，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处理，我们先提出建议，给他看一
看，这样对他还有点帮助。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次我陪周总理到哈尔滨去开会，那时候叫东北协作区。那时候一个大区叫一个协作区。我们走到山海关的时候，他让秘书给传达，让飞机在山海关低飞，转一个圈儿。周总理就告诉我，你看清楚，你看下面火车这一列那一列的距离有多长，山海关这里火车拥挤的情况怎么
与社员在田间亲切交谈
样？我专心致致地数，回头给他报告，他说：看起来，再修铁路是不成了，这里太拥挤了。
他说，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一面问我一面就看大海，山海关不是离东面海很近吗，我知道他的意图。我对他讲，总理的想法我懂得了，你老看海嘛！恐怕要做海上的文章。他说：对！我也是这样考虑。这是第一次谈到海上的问题。
没有周总理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这个题目以及这个决心，以后的改革开放就很困难了。
周总理病重住院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报告他，改变港口面貌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泊位增加了多少，货运量增加了多少。他听了以后很高兴，说：谷牧啊，你能不能再抓一抓飞机场。 我抓飞机场有困难，那时候我们的民航归空军管，周总理也没向他们交代，我怎么好找他们谈，所以耽误了几年。
那时候全国经济情况已经很困难了，要不采取措施就要出大问题了，我报告周总理说要开个会，把经济情况了解一下，再怎么困难，不生产总不成啊。周总理支持我。我提议是在计划工作会议开始的几天，先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周总理下了决心，说，你另外搞一摊，计
划会还照常开，你另外找人来研究这个问题。
视察广东省新会县葵艺厂时，顺手拿起一把扇子，为青年工人扇风
我是把省委书记请来了。没都来，来了八九个，研究怎么能使铁路不乱，港口不乱，要维持生产。
经过周总理批准，我召集了一部分省委书记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工业书记会议，不是全国都来，来了八九个，研究怎么样才能革命生产两不误，八小时工作不要受到侵犯，业余闹革命。当时不但周总理支持，毛主席也表示支持。就在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他刚走进京西宾馆大厅，部长们发现他来了，别人报告我说周总理进了门了，我就要去接他，结果几个部长把周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了，老将包围周总理，部长们陈词，讲道理讲得很好，说：
我们这些人批斗没关系，打垮了我们也不在意，但是生产不能垮啊！周总理，现在生产已经开始很乱了。有人给他建议，说是你得保重身体，这种会议少来参加，那些省委书记见了周总理纷纷诉苦，说将来这个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就在这个场合，他讲了一番话，说：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站在运动前面来引导运动。这时又有人说了一句什么，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总理到会是给我们的支持。以后林彪出面听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是我汇报的。我跟林彪汇报以后，批我批了三天，周总理陪了三天，李富春、谭震林、叶帅等中央一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汇报还没完，王力就带头攻我。最后周总理站出来说话，他说，我要说几句话，谷牧他们就是担心一件事，就是怕生产搞垮，经济工作搞垮，生产搞垮，农业搞垮，没粮食，你怎么不吃饭闹革命吗？经济搞垮了，整个经济瘫痪了，那你还怎么闹革命呢？他说：我劝了他们几次了，你们不要说你们怕，要站在这个运动前面来领导这个运动。他替我说话。
林彪批我的时候，周总理又站出来说：谷牧他们的顾虑就是怕生产垮，生产垮了还怎么闹革命？当场我看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无法否定这个观点。陈伯达就说：这个汇报提纲为什么不送给我们看看，搞突然袭击。周总理挺身而出，说，这个提纲是我要谷牧搞的，昨天晚上连夜搞出来的，来不及送你们看。他替我圆了个场吧。那个年代周总理睡觉很少，他动员我吃安眠药，一天睡3个钟头就不错了，午间再闭闭眼。有一次深更半夜3点多钟，我回来睡觉，我刚刚闭上眼没多久，床头的保密电话响了，我拿起来一听是周总理的声音，他问，我刚才批送的一个文件给你，你看到了没有？我说我看到了。他问，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明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去抓这个事。是纺织部的两派就要武斗了，不可开交。3点多钟了，我想我去找谁呀？找部长们也不方便，光我自己也不能办事啊？结果我睡了几个钟头早上醒来时，周总理处理这个问题的批示，已经送到我的桌子上面来了。他写道：谷牧同志，我来不及等你明天了，我已经找他们处理了这个事，并且告钱之光把情况向你汇报。那时候我觉着很惭愧，我应当晚不睡，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可是我只想到第二天还有事．已经是3点了。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没办好，对不起周总理。周总理这么大岁数还工作，我们应当分担他一点辛苦。结果是我睡了觉了，他当夜把事情办完了，把有关材料给我送来了，这个事我一想起来就于心不安
《沉思中的周恩来》——意大利著名摄影师焦尔乔·洛迪于1973年1月9日摄于人民大会堂。拍摄这张照片时，周恩来已被查出患有膀胱癌，病情开始加重。
哪。这个文件复印件我还有，他鞠躬尽瘁，为人民办事不能休息的精神，真是深深地感动着我。
当时我们就有个想法，如果没有周总理这个人，这个天下会乱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毛主席决定的事情他要办，一方面在办的中间要迂回曲折地尽量地避害就利，尽量地减轻这件事情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损失，耗费苦心哪。
没有周总理，“文革”局面真是不堪设想，我们这些人根本不能露面呀！我跟余秋里，待在中南海也不成，我们不能开会呀！不能找人谈话呀！周总理一出面就带着我们俩，他就公开讲，我不能没有帮手啊！有一次群众喊“打倒余秋里！”、“打倒谷牧！”给周总理写条子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什么什么，谷牧是饶漱石的什么什么。饶漱石因为高饶事件被打倒了，贺龙也被批斗了，周总理正式地声明：余秋里跟贺龙是工作关系，谷牧跟饶漱石很少接触，他们根本不相干嘛！替我们解释。没有周总理我们怎么能出头，一出头就把我们抓走了。还真是这样！我们有一次上了陈伯达一个当。陈伯达让他那一伙的什么人在北京一个体育场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批斗来给他撑撑局面，有的就是想把我们引去，好批斗我们。结果我们俩出场了，开什么会？结果没开什么会，没多久余秋里就被石油部的造反派拉跑了。建工部有保我的，有反对我的，他们几乎武斗，他们要把我拉跑，保我的那一派说：“不行，今天不行”把我送到场外去。我根本没回家，我不能回家，我没有自由了。我就到周总理那里去了，说余秋里被他们抓跑了。周总理说，找个什么人去把他接出来。当时正开会，李富春、谭震林都在，李富春说：“我去吧，我去找群众谈。”这时在场的有王力、关锋、成本禹。成本禹说：“富春同志去恐怕还有困难，我去吧！”他去把余秋里领回来了。
进口的三套化纤设备，有一套放在大庆附近，为的是要靠原料近嘛。有一次在大会堂有活动，江青跑到我跟前就追问，谁的主意，把一套洋设备摆到我们自力更生的旗帜大庆的旁边。我不好对他讲，我说：“江青同志，这个事不是我决定的。”
她说：“不是你决定谁决定的？”我说：“我不能跟你讲，要讲得政治局开会让我讲我才讲。”华国锋过来了，问：“你们吵的什么？”我就说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就讲：“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与谷牧没关系。”华国锋已经讲了，江青就撤退了。江青有个特点，你要提到毛主席怎么地，她还知道一点，她不能瞎闹了。张春桥说：“当你们没办法的时候，就把毛主席搬出来吓唬我们。”
这么大的事情，进口三套30万吨的大化肥设备都是周总理下的决心。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自己只有十几万吨的小玩意儿，不能解决问题。那时候大庆油田，出500万吨石油，有那么多石油你怎么处理？国家需要化肥嘛！根据需要周总理下的决心，那当然他通过外贸部了解了进口的情况，进口三套。对石油的整个冶炼过程，出许多的副产品，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周总理面前可以说没有顾虑，什么都敢说。有一次开会开得很晚了，他说：“谷牧，今天就这样吧，你是不是肚子饿了？”我说：“我饿，我是饿了，开会开得都天亮了。”他说：“那你到我家里去吃饭吧，我也回去得吃点饭。”我说：“好哇，我去你家吃饭，可是光吃饭不行啊。”他说：“我知道，你还得喝酒。”我说：“是得喝美酒。”我到周总理家里天都亮了，他家里给他准备的饭。他说：“不用公家的酒，我这是私人收藏的，还有老酒。”他拿了一瓶茅台出来，我们两人差不多就解决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我们这些过来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后来人也应当了解这些。
探究活动
1.收集周恩来总理的事迹资料，从中思考自己的人生。
2.开展讨论周恩来总理光辉人生，思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发挥自己的贡献。
十四 世界经理人的创业传奇
柳传志，1944年4月2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曾任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董事局主席，2011年11月2日缷任，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联想集团高级顾问，是企业家、投资家，泰山会成员。2014年12月21日由柳传志与巴菲特共同出资的首个在华运营的外国私人航空品牌“利捷公务航空”正式开始运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成功创业的传奇人物。柳传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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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的初期状态，目标是一个暗藏的、朦胧的意识。因为你还很弱小，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企业还缺乏把握，无论你具有怎样的信心，目标对于初创企业至多是一个远大抱负，因而无法量化与明确。
1980年代初，计算机革命已经在全球兴起，硅谷也成为中国的技术研究者们的热门话题。中科院内部的科技人员早已经禁不住诱惑，不断走出高墙深院创立公司。时任计算所所长的曾茂朝(现任联想控股董事长)也一直在私下里鼓励手下创立公司。已年逾40岁的柳传志主动提出了要创业，“我40岁的时候是因为前面没有路可走，所以选择了创业。”
当年10月，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前身)“授命成立”，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组成三人核心成员，柳担任副总经理。曾茂朝将计算所的传达室交给柳传志使用，又给了20万元开办经费，还给予了很多不成文的支持：不受限制的招纳本所人员，可以使用所里的技术成果，员工可以使用自己原先在计算所里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所有资源等。
虽然支持很多，但是从1984年冬天到1985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是不知道去干什么。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于是，包括柳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
后来因为听说倒买一台彩电能赚1000块，联想也跟着去做。当时有说法“骗子比彩电还多”，尽管柳传志小心谨慎的叮嘱要看到电视才付款，他们也的确看到了电视，不过等钱汇过去，对方却消失了，联想一下被骗去14万元。公司一下子更加艰难。
到了1985年，所有可能为公司带来收入的各种业务几乎试了一个遍。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计算所倪光南主导开发的“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成果产品化后就是后来知名的“汉卡”。当时电脑大部分靠进口，全是英文系统，必须装上汉卡，每台电脑经过改装后利润高达一、两万元。联想在6个月内至少销售出了100套，为公司带来了约40万元毛利润。
曾茂朝的妻子，计算所研究员胡锡兰就在1985年的夏天从自家楼上看到了一个难忘的场景：烈日炎炎下，柳传志和李勤(现任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等人正在人拉肩扛，将一堆微机从大院门口搬进来，柳传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而李勤把裤子卷到了大腿上，气喘吁吁。回想当日情景，柳传志后来表示，“我们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
立意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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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两通两海”已经挺立在中关村，而柳传志的名字却像今天中关村众多小公司老板的名字一样，普通得让人容易忘记。但14年后，是柳传志成了大事，是联想成了民族计算机产业的象征。而当年笑傲江湖的英雄，风流却被雨打风吹去。柳传志把这个鲜明的对照归结为创业之初是否立意高远。“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战略，才可能一步步地按照你的立意去做。立意低，只能蒙着做，做到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做公司等于撞大运。当时典型做生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靠批文；二是拿平价外汇；三是走私。拿到批文后，一台XT机器能卖4万多元。”“而我们不想这样做。1987、1988年的时候，公司高层就此发生过一次讨论。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一心想要我们公司办成像科海那样——总公司下面一大堆小公司，每个公司都独立做进出口，虽然每个公司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但是每个公司都赚钱。我原本并没有强调‘大船结构’，当时提出‘大船结构’是为了反对‘小船大家漂’。”柳传志对立意高低有一个比喻：“北戴河火车站卖馅饼的老太太，分析吃客都是一次客，因此，她把馅饼做得外面挺油，里面没什么馅，坑一把是一把，这就是她的立意。而盛锡福鞋帽店做的是回头客，所以，他的鞋怎么做也要合适。”柳传志认为，同样是卖馅饼，也可以有立意很高的卖法，比如，通过卖馅饼，开连锁店。 柳传志强调立意，是因为他明白，公司发展进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只有立意高，才能牢牢记住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松懈，才能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其次，如果立意不高，就必须不停地提出新的、更高的目标，那么，稍有成功就会轻易满足；第三，立意高了，自然会明白最终目的是什么，不会急功近利，不在乎个人眼前得失。看看柳传志的立意——“2000年做到30亿美元，我是有把握的，这话等于像立了军令状，说出去一定要做到。100亿美元的目标，我只是提了一个朦胧的目标，到今天我也没有把它说实，因为从3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是多大的一个飞跃？2000年以后，世界计算机产业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另外，到了100亿以后是不是还不够进500强，那时候是不是门坎又高了呢？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我们是冲着500强去的，坚决要向世界500强目标挺进，也许在我的手里实现不了，但是到了杨元庆、郭为手上非实现不可。”
投资家柳传志
柳传志希望能够将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成功复制到其他企业身上，在成就别的企业的同时，将自己变成一个成功的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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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走上台前，发表了简短的祝词：“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医药迟早要在国际上有地位。”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是先声药业的大股东，上市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以弘毅投资为首的财团在2006年初投下的2.1亿元人民币如今已经价值约2亿美元。
如今的柳传志已经更像是位投资家，而不仅仅是个企业家了。在今年年初北京大学的奥运营销讲坛上，当大家都期待他多谈谈联想集团收购IBM PC后的未来之路时，他却话锋一转，大谈特谈起他的投资业务了。在联想控股旗下的5家公司中，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仍然专注于IT领域，而另外3家则有着浓厚的投资烙印，它们分别是做房地产的融科智地、做风险投资的联想投资和做并购投资的弘毅投资。在今年1月底，柳传志曾经携3家公司的当家人集体亮相，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2010年的发展目标：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进入国内本行业的前三名，融科智地进入房地产开发的第一集团。
从目前来看，投资家柳传志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联想投资已经筹集了三期基金，总金额接近3亿美元，一共投资了56家公司。其投资的中讯集团、林洋新能源均已在海外成功上市，文思创新、阳光纸业等公司也在等待海外上市的过程中，卓越网则以数倍于投资额的天价出售给了亚马逊。目前，第一期3500万美元基金的本金和管理费已经全部收回，开始进入纯收获期。
弘毅投资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共筹集到了三期、总规模达8.07亿美元的基金，已经投了将近10家企业。其中，中国玻璃已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如今先声药业又在全球最大的纽交所上市。
20多年来，柳传志致力于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引领企业开展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化道路，使联想集团的技术实力和市场份额都跻身世界同行的前列。他还积极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化事业的发展，通过和中国科学院一起创办“联想之星”项目，以及在投资业务中复制和输出联想的经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帮助更多中国的科技企业实现更大的发展。
2013年10月，全国工商联60华诞之际，《中国工商》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联合发起《民营力量璀璨中国梦想——100位对民族产业贡献卓著的民营功勋企业家》荣誉表彰报道活动，彰显民营经济及民营企业家的民族成就与国家贡献，柳传志获“对民族产业贡献卓著的民营功勋企业家”荣誉肯定。
探究活动：你如何看待柳传志认为的成功要素？
十五 哈佛大学讲台上的中国企业家
张瑞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堪称“中国企业界的杰克•韦尔奇”。26年来在他领导下的海尔从一家亏损147万元的小企业成长为全球营业额超千亿规模的跨国公司，是中国现代化企业走向世界的典范。张瑞敏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而又充满竞争力的海尔文化。“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写入美国哈佛商学院案例库，张瑞敏也因此成为首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中学时代的张瑞敏
张瑞敏创造了一个响当当的“张瑞敏时代”。
临危受命成就巨人
1984年，张瑞敏临危受命，接任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28年创业创新，张瑞敏始终以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超前战略决策引航海尔，持续发展。2014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2007亿元。根据世界权威市场调查机构欧睿国际发布2014年全球大型家用电器调查数据显示，海尔大型家电零售量第六次蝉联全球第一，并首次突破两位数的市场份额增长。
张瑞敏砸掉不合格产品
在海尔持续创新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张瑞敏确立的以创新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管理实践中，张瑞敏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从“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到每个人都面向市场的“市场链”管理，张瑞敏在管理领域的不断创新赢得全球管理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西方管理界和实践领域对海尔和张瑞敏的创新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海尔推进的创新模式是超前的。2012年12月，张瑞敏应邀赴西班牙IESE商学院、瑞士IMD商学院演讲“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收到热烈反响。因其在管理领域的创新成就，张瑞敏获得“全球睿智领袖精英奖”、“IMD管理思想领袖奖”，并荣获“亚洲品牌永远精神领袖奖”。
敬业报国追求卓越
为了把海尔做大做强，张瑞敏有着独特的观念。他认为企业文化之于企业，好比气节道德之于人，民族精神之于国家，可谓是企业之灵魂。企业文化奠基人劳伦斯·米勒说过：谁拥有文化，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
张瑞敏曾这样形容过企业文化：“从某种{C}{C}
{C}意义上说，企业就是人。因此，企业应当有灵魂，否则无异于行尸走肉”，“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就是企业灵魂，而这灵魂如果是永远不衰、永远长青的，企业就永远存在”。
1996年7月，海尔将创业初期“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调整为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张瑞敏给海尔人提出“敬业报国，追求卓越”这个目标，目的就是要给企业注入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一种凝聚力，一种不断向上的奋发精神，给每一个员工一个梦想、一种激励，使他们每一天都能从平凡的工作中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并对自己辛苦的劳动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成就感。
走进海尔集团，代表着海尔精神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这八个大字随处可见：海尔人不只是提出这样的口号，更重要的是要把口号落到实处，张端敏就是这种精神的忠诚实践者。在谈到进军世界500强时，张瑞敏激动地说：“冲击世界500强，不应该只是我张瑞敏的海尔梦，或者海尔的世界梦，这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世界梦。一个人总要有梦想，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了梦想才会有目标，有了目标才会有压力，才会有追求，才会有向上的力量。”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张瑞敏说道：“巴西没有了民族工业，巴西还有足球。中国没有了民族工业，还有什么？”他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种信念一直激励着张瑞敏，使他在海尔十几年如一日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由于肩负了振兴民族工业的重任，使企业在同行中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由于有了如此的高起点，海尔人更有了一种豪迈的品格和高尚的气质。
追求卓越是指追求完美的产品质量、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爱岗勤恳的敬业精神、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也是对每个海尔人的每一个行为的严格要求。这种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海尔人，以卓越的产品、卓越的服务、卓越的声誉报效国家、造福人民。张瑞敏说：“现在的市场需要决策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正如我们创出的OEC管理模式所倡导的一样，只有抓紧每一分钟时间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自己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判断能力都进入到一个高层次上，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学无止境，管理没有定式，尤其是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着国内、国际家电市场诸雄争霸的格局，以及对进口家电降低关税等不利因素对国有家电企业的冲击，学习就更为重要了。我觉得每一个海尔员工都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做木桶中最低的那块，使海尔集团这支联合舰队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素质高的战斗团队，以达到‘追求卓越’的海尔最高目标。”
敬业报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海尔人真诚到永远，也就是要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回报用户、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卓越”就是持续的创新。追求卓越，表现了海尔人永不自满、永远进取、永远创新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境界。海尔的这种精神在海尔人的一切活动中，起着根本性的激励作用。
经调整后的企业精神与文化理念，还蕴涵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战略意图：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全球化品牌。英国英特品牌集团的董事保罗·斯图伯特在总结强劲品牌的特点时，明确指出：纯国家品牌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劲品牌。品牌必须满足世界各地消费者的置要，如果品牌满足的需求在本质上是纯地方性的，就不可能向国际化发展。正是有了这种高瞻远瞩的胸怀，张瑞敏把海尔带向了世界，今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名牌企业。
传统文化企业精髓
张瑞敏特别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
他非常推崇老子的《道德经》，他一直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当座右铭，他认为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更重要。
天下万物的存在是有名有形的，但是有名有形的万物必定要以无名无形的“道”作为根源。一个企业存在的有形的东西，包括企业的人力资源、资产等，都来自于企业成立之初的设想和预期，而设想和预期恰恰都是无形的东西。反过来，任何抽象的东西最终也都能表现在具体现象上。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学习的海尔服务模式，之所以称之为模式，因为它已经标准化了，但是，如果一个企业仅仅学习这种模式而缺少强大企业文化支撑的话，到头来也只是邯郸学步。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正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同时，无形也能转化为有形，因为它能附着在每一件产品上、渗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贯穿于服务的全过程。所有有形的东西都属于无形的东西，这些无形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就是企业文化。
张瑞敏认为，企业现存的最大弊病是，从各级领导一直到下面，看重有形的太多，看重无形的太少，哪一位上级领导来检查，都是看利润有多少，生产有多少，没有谁注重企业的文化，而且许多单位也没有企业文化，一个企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无形就足灵魂，就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恰恰是非常重要但看不见的东西。
企业的“有生于无”，是中国现代商业智慧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次深度融合，也是现代企业家对企业文化这一管理概念的高度礼赞。
1997年4月初，张瑞敏应邀到松下电器公司访问。在与几位“松下哲学家”聊起松下的经营哲学时，张瑞敏引用了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并说：“松下幸之助先生的经营哲学就像这首诗说的一样，很深邃，但又无定规，大体如此，至于效果，就靠每个人自己的理解与运用了。其实做企业成功的人，也常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张瑞敏一席话让“松下哲学家”无不折服。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海尔的灵魂恰恰是随着企业的壮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由涓涓细流汇成茫茫大海。
海尔创业带来最大的收获，绝不仅仅是销售收入、利税、出口创汇翻了多少番，产品品种增加了多少个，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为企业提供的一次机会，抓住了这次机会，企业就会改变对整个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也可以这么说，海尔26年来的成就，主要不在于有形的东西，而恰恰在于无形的东西，这就是观念、思维方式的全新的变革。正如张瑞敏所说：“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为海尔带来的最本质、最核心、最打动人心的东西是什么？想来想去，比来比去，我认为就是四个字：观念革命。”
1998年，海尔有非常著名的说法叫“激活休克鱼”，就是以无形资产来坚定有形资产的案例。1 998年3月，张瑞敏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大学讲台的中国企业家，当时他就带击了这个案例。什么叫“激活休克鱼”？我们知道关于企业兼并有以下几种形式：资产比较强的企业兼并小企业的时候，叫大鱼吃小鱼；技术力量比较强的企业兼并不强的企业叫快鱼吃慢鱼；另外还有一种企业之间强强合作的叫鲨鱼吃鲨鱼。而海尔吃的“休克鱼”就是专指一个企业设备、资金都可使用，仅仅是管理模式不行，这条“鱼”就叫休克鱼，而激活这条鱼的方法就是用文化、无形的资产来激活。
1995年之前，青岛红星电器厂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洗衣机厂，后期由于管理不善，在19 95年初期亏损达到1亿多元，3500名员工失业。当时青岛市政府决定让海尔兼并红星电器厂。这是海尔集团首次扩张企业，经过全面考察分析，发现红星电器厂并不是一条“死鱼”：首先资金不短缺，其次设备先进，最后是技术力量不缺。失败的原因就是缺少企业文化建设。所以，张瑞敏将海尔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作为第一梯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文化先行。随后集团总裁杨绵绵与张瑞敏多次给红星电器厂的员工讲企业价值观、海尔文化。三个月后，红星电器厂扭亏为盈，第五个月首次赢利150万元，两年时间成为行业龙头，这是震动哈佛大学的首个中国案例——“激活休克鱼”。
人们说美国最喜欢兼并他人，但兼并需要付出大笔资金，而海尔可以不出一分钱，只用无形资产——文化、理论、管理模式，就成功实现兼并战略，这就张瑞敏一直信守的道德智慧：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探究活动：
1.结合中国近代化过程，思考海尔电器给予我们哪些启示？
2.如果你是班长，你如何管理你的班级？
十六 从毛泽东翻译到北京申奥功臣
一位72岁的中国奥运老人，在
振作精神
有人不禁要问，在决定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的关键时刻，担任陈述司仪的何振
何振梁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市，1938年何家搬到上海法租界，他转到离家近的中法学校就读。好学的何振梁在中法学校上初级班时，曾跳过3次班，在中法学校7年的学习为他日后的法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随后，他经过继续深造又精通了英语等多国语言。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年轻的何振梁以其娴熟的外语，不仅光荣地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翻译，还受到毛主席的关注。有一次翻译结束后，毛主席特地同他身边这位年轻的翻译亲切交谈。毛主席说：“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何振梁立即回答：“报告主席，我叫何振梁。”毛主席又问他名字怎么写，何振梁回答说：“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高兴地说：“呵，振作精神，很好！”
正是他与毛主席这次交谈，使他与这位伟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在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的法语翻译，大多由何振梁担任。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把何振梁介绍给周恩来总理，以至于他有机会多次以翻译的身份随总理出访。这样一来，他长期在领袖身边耳濡目染，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不仅从总理身上学到了不少翻译技巧和很多做人道理及敬业精神，而且使他结识了一大批欧洲朋友。每当回忆起领袖们的风采，至今还令何振梁极其仰慕。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尤其何振梁于1981年当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以来，他以自己卓越的外事活动能力和儒雅的风度，以及对中国奥运事业独特的贡献，赢得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赞誉，赢得了国际体育界的赞誉。
他教萨翁念“北京”
人们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何振梁眼含热泪，与排着队上前祝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逐个握手、拥抱，轻拍对方的后背，谢谢老朋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尤其是当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含着泪水走过来与何振梁拥抱，并说“中国人最高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时，何振梁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72岁的何振梁说：“北京拿到了奥运会举办权，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你可曾知道，萨马兰奇在宣布2008年奥运举办权投票结果时，“北京”两个字读得很标准，也是
何振
谈起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何老不无自豪地说：“北京以超过第二名34票的优势获得胜利，这创下了奥运史上一个纪录，这是众望所归。在历史上，第一名与第二名的最大差距是25票。”他还讲了一个细节，“第二轮投票后，当3位监票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感觉他们好像对我眨了眨眼，这时我马上就有预感，‘成了’。”何老说，这次心情比上次申办时平静多了。1993年那次投票前，我与监票人约好，他过来时眼光对着我，就知道是北京。最后他的眼光有意躲着我，我当时就知道不好。这次投票前，何老并未与他们有约定，但出于自信，何老的预感很正确。
时间无法使他听从摆布
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何振梁是无可替代的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语言能力对北京申奥相当重要。北京市领导贾庆林、刘淇非常尊敬他，聘请他担任北京奥申委资深顾问，并多次对他说：“何老，您是专家，要帮我们出主意啊！”何振梁说：“申办奥运是我的梦想，也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作为北京奥申委最年长的志愿者，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好一个“最年长的志愿者”，一忙起来就忘了自己的“年长”。奥申委研究工作，少不了请他参与意见；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他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他为此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让国外朋友更多地了解北京和中国，他拖着年迈之躯奔波于世界各地，仅从今年2月以来的5个多月里，他就有69天在国外和飞机上，出访11次，走了20个国家和地区。何振梁喜欢打网球，他家里的书架上还放着一张他挥拍打网球的照片，但他忙得已经8个月没有时间打网球了。他喜欢看书，买了一大堆书，但翻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他身体不好，但申奥前夕连看病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在他家，记者看到了一堆堆的申奥材料。何振梁说，他每天还要收发电子邮件或传真，也花时间。申奥投票临近这一段，他没有在晚上12时前睡过觉。何振梁说：“我对自己说，小车不倒只管推。”
何振梁的智慧与勤奋还得到世界的推崇。1978年，萨马兰奇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还未恢复，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也刚刚打开。为了让中国早日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经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又是他积极工作，终于促成了海峡两岸体育健儿同时出现在赛场的情景，萨马兰奇无比骄傲地说：“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两个会员并存的国际组织。”他的出色工作深受萨马兰奇器重，1981年，在萨马兰奇的力荐下，52岁的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把自己的一枚奥林匹克五环金质别针别在何振梁的衣襟上，然后高兴地握着何振梁的手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0年，何振梁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在国际奥委会里担任重要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像他这样在短时间内连续“三级跳”的委员在国际奥委会内是不多见的，这也是中国人的光荣。
到过萨马兰奇家里的人，就不难发现，在他巨大的陈列柜中摆放着两件极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一对健身球和一件产自河南的玉刻。这是经何振梁牵线搭桥，中国乒乓“魔女”邓亚萍送给萨翁的礼物。
原来乒乓球并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正是何振梁等积极斡旋，不仅促使乒球于1988年走进了奥运会，尤其是让萨马兰奇认识了邓亚萍后，从此对中国文化和精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萨马兰奇第一次听说“邓亚萍”这个名字，是在1991年的日本。当时，正在观看世乒赛的萨翁被邓亚萍身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吸引，他对何振梁说：“她那种劲头，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写照。”此后，屡次为邓亚萍颁奖的萨翁熟悉并喜爱上这个个性十足的姑娘，并向邓亚萍发出邀请去洛桑做客。欣然赴约的邓亚萍就给萨翁带去了那两件礼物。1992年、1996年，当邓亚萍两次登上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时，为她颁奖的都是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这一段忘年友情的佳话，也将萨马兰奇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在北京成功主办了第11届亚运会之后，萨马兰奇说：“一个成功地组织了这一切的国家是有能力主办奥运会的。”正是这鼓舞人心的话语，使北京萌发了申办奥运的最初梦想，并且为这个梦想不懈奋斗了将近10年。
在萨马兰奇眼中，中国的何振梁是对奥运会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他不知疲倦，总是精神抖擞，生气勃勃。他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或执委会议，并以他恰如其分和切中要害的发言为会议增添亮色。
不可收买的人
1998年，国际奥委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0名委员因涉嫌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而被开除。据称，盐湖城方面给这些委员提供了近100万美元“赞助”。当时来自舆论的批评火力之猛，连萨翁本人也难幸免，有关他应下台谢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萨翁说：“盐湖城丑闻案对国际奥委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我本人也是一次恐怖的经历。我为盐湖城的事情感到深深地悔恨。”
有关人士指出，萨翁难过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被开除的委员中，许多人是经他亲手挑选进入国际奥委会的。由于受到盐湖城丑闻案的影响，萨翁不得不在1999年12月接受美国国会的质询，他也因此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的国际奥委会主席。
然而，也是萨翁推荐的人选何振梁，以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孜孜追求、正直的人品和正义感，在委员中赢得很高的声望，被认为是“不可收买的人”。在美国盐湖城申办贿赂丑闻被曝光后，引发了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严峻的信任危机；而何振梁却廉洁奉公，清白作人。希腊委员尼古拉乌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你们指责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为什么不报道像中国的何振梁那样的委员呢？
何振梁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声誉，也维护了奥林匹克和中国的尊严和声誉。1999年7月，已70岁高龄的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第109次全会上再次以全票当选执委。
谈到两次申办的不同时，何振梁说：“我们国家发展了，北京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一些本来支持我们的委员更坚定了，一些原先不支持北京申办的委员也逐渐转变了看法。”此次北京能够申奥成功，与以何振梁为代表的中国奥运事业的奉献者紧密相联。在北京申奥的日日夜夜，何振梁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使北京申奥成功有了更充分的把握。业内人士纷纷表示，何振梁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贡献几乎是空前的，即使国家授予他终身荣誉奖章也理所当然。可他却说：“这次申办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中国增加了两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于再清和吕圣荣跟我做了同样多的工作，邓亚萍在运动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何振梁去莫斯科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人对我讲，北京成功了，该给你记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功利可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能看到我们国家举办奥运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我已很满足了。北京申办成功后，我只想好好休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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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百年回首一生雄
邵逸夫（1907年10月4日—2014年1月7日），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镇，祖籍浙江宁波。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著名的电影制作者、慈善家。这位晚晴出生的宁波镇海人，没有上过大学，却闯过上海，漂洋过海，最终在香江一畔找到安身立命之所。1957年，他在香港创办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自立发展电影事业。1965年与利孝和共同投资创办TVB，邵逸夫在中国内地没有任何生意业务，但长期向中国内地捐助巨额慈善资金。多年来他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教育、医疗捐助超过数以十亿港元款项。1974年获英女王颁发CBE勋衔。1977年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成为香港娱乐业获“爵士”衔头的第一人。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2003年他创立邵逸夫奖，每年选出世界上在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及天文学三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各颁授100万美元奖金。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特大地震自然灾害发生后慷慨解囊向灾区捐款一亿港币，成为单笔个人捐款最多的人。{C}{C}
家道中落自创业
1907年10月出生，祖籍宁波，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富商家庭，原名邵仁楞。逸夫是他的号，他希望自己能够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地度过一生。因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故人称“六叔”。邵氏世代以商为业。其父邵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淘金”。1901年设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好景不长，邵逸夫长大后，邵氏家族已经家道中落，只有一栋上海的老房子和一家名为“笑舞台”的上海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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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早年就读于家乡庄市叶氏中兴学校，后赴上海就学于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为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的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邵逸夫在“上海青年会英文中学”念书时，就已经加入长兄邵仁杰主导成立的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并助兄长开拓外埠发行。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这也是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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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从此注定其一生与电影业的不解之缘。天一影片在创业首两年发展迅速，其他电影公司于是组成“六合影业公司”，围剿“天一”，迫使上海甚至南洋的大戏院，不再播放天一的电影。但邵氏兄弟却不妥协，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推着流动放映车，为星马乡村送片上门，是中国影业史上的首创。他们历经磨难，备尝艰辛，星马的穷乡僻壤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从1928年开始，邵家三兄弟不断收购星马的戏院和游乐场，组成属于自己的院线和发行网络，十年间开设了110间电影院、9间游乐场和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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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与三哥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先后购入多间戏院，更到欧美搜集西方的先进电影及器材。{C}{C}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不少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兄弟决定坚持下去。同时邵逸夫也意识到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有声电影相比，自己的无声状态定将被淘汰，于是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1931年，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其命大，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C}{C}
1932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因上海的局势不稳，“天一影业”决定迁往香港发展，并建立了“天一港厂”。 1934年，邵逸夫高价请来粤剧名伶薛觉生担任主演，自任制片和导演，拍出了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方。将中国观众带入“有声时代”，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有一次在泰国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邵逸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电影为邵逸夫大规模进行电影制作轰开了道路，影片成本1万元，仅在广州一地的放映收入，就达60万元。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也让邵逸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开山鼻祖。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到1937年抗战前夕，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当时“天一”在上海，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分工协作，共同打造邵氏家族的电影王国。
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1938年，天一影业正式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东南亚，香港、南洋地区相继沦陷，邵氏各兄弟的电影事业大受打击。邵氏惨淡经营，艰难度日，后来更是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当年。他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重振邵氏家业。邵逸夫考察了澳大利亚和美国，迫切地感到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他最后选中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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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经济开始起飞的香港，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电影事业。两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期间，邵逸夫倾力打造位于香港清水湾，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的邵氏影城。这一工程历时七年始告完工。其规模宏大，气势恢宏。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历经数十年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1980年，邵逸夫以无线电视最大股东出任董事局主席至今。
不出则已，出则精品
邵逸夫的影视王国（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电视）冠绝亚洲，历年来，培育出华人演艺界的无数颗巨星，以及多位幕后精英，只要有邵逸夫的地方，一定众星拱照，星光熠熠。
很多人认为邵逸夫是商业奇才，他在各种身份的转变上游刃有余，他的思维、策略、胆识在当时的电影市场没人比得上。而邵逸夫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知人善任，拥有一大批各方面人才，为其所用，更在于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实行分级制，本土出品的电影只能在低级电影院放映。邵逸夫不信这个邪，他要用自己的电影征服香港人。作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他懂得组建什么样的队伍来实现意图。于是邵逸夫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这则广告收到了意外的成效，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同时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每天最低限度看一部电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好的电影和坏的电影他同样喜欢看，他要看好的电影好在哪里、坏的电影怎样坏。他不但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而且他也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年轻时，邵逸夫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记录。他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他创下了每天工作16小时的记录。著名导演张彻在邵的手下工作过，他写的书中回忆说：“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学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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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精通了电影中的任何工作：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样样内行。而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他做事认真。他曾说：“我做事的态度，便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微细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同时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一早就来（上班），很晚很晚才下班”。邵氏拍每一部影片，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喜欢不喜欢。凡是观众不喜欢的，就坚决不拍。因此，他拍的电影上座率很好，常常观众场场爆满。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他的影院。邵逸夫最早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造就了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陵波、李翰祥、邹玉怀、张彻……无不出自“邵氏”门下。 邵逸夫称自己制片相当“严谨”，为了保证影片质量，他对影片严格把关。出现劣片，若无法补救，宁愿烧掉。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据称，邵氏在迄今的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邵氏出品，必属佳片”此话绝非诳语。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进入六十年代后，邵氏公司长期称雄香港市场，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电影，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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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的成功还在于他从步入电影业时就认定，搞电影事业必须生产发行结合，方有出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实行“每月一院”的办法，在香港和东南亚，邵氏影院星罗棋布，形成一张巨大的发行网络。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国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娱乐了各国观众，对传播中华文化亦有莫大之功。
1965年，邵逸夫开始进军电视业。他与利孝和、余经纬及英资公司合资创办“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选定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历时四十多年的TVB虽然为邵逸夫所创立，但今时今日的TVB已不再单单属于邵逸夫一个人的了——她已是香港人的TVB了。时间便是最好的证明：她的电视剧、综艺节目、广告等等电视节目在全球各地吸引着无数的粉丝吗？邵逸夫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记号，因为他的光环太大了，所以在其年龄问题而退出TVB时才出现了光荣引退这一新闻而已。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相信许多年以后香港电视界一样会在有万万千千个邵逸夫的出现。{C}{C}
先生不在逸夫楼却永存
我们有理由相信，邵逸夫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他始终是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游子，始终在内心恪守着江浙一带传统商人的价值观：以义言商，光耀门楣，泽披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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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但却是香港富豪中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他在香港的影响力源自于他的影视王国，而他在内地的口碑则主要是因为他的慈善捐赠。据统计，邵逸夫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多亿港，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尤其是对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邵逸夫捐赠的教育资金遍布神州大地，全中国多家高等院校均有邵逸夫命名的“逸夫楼”。香港多间院校的建设曾得邵逸夫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图书馆等。而邵逸夫晚年更拨出资金，成立有东方诺贝尔之称的“邵逸夫奖”，表彰人类科技拔尖的人物，支持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研究。无论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或澳门，两岸四地的多任领导人都曾表彰邵逸夫爵士对华人影视文化和华人社会的贡献。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1973年，邵逸夫设立了邵氏基金会，1977年出资600万助政府兴建香港艺术中心，更同时倡办香港艺术节，成为当时的大会主席。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当年他向中国保护敦煌画展工程和浙江大学分别捐资1000万元。有关部门特立碑予以纪念。甬上文化人王重光先生1996年曾前往敦煌考察。大漠深处，类似的纪念碑不止一个，但惟有同乡邵逸夫是炎黄子孙。
1985年后，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为此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2008年，邵逸夫捐助内地事业的资金达32亿元，受惠学校及教育项目近5,000个，遍布31个省、市及自治区，“逸夫楼“也遍布中国大地校园。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耆耋之躯，多次亲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早已超过30亿元。在古令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C}{C}
1987年后，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云南大学东陆园图书馆、曲阜师范大学曲阜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他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有巨额捐赠，如他为杭州逸夫医院的捐赠近亿元。早在九十年代初，省、市政府就授予他“爱乡楷模”、“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为家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小行星。
20世纪90年代初，江浙一带遭遇罕见台风和洪涝灾害，不少学校被淹没。邵逸夫第一时间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马林博士来到浙江，马博士与几位教育系统同志划船深入校舍把真实情况反馈给邵先生，并着手参与灾后重建，创下一次性资助150多所受灾中小学的纪录。
1991年，邵逸夫首次到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参观考察海拉尔师专（呼伦贝尔学院前身）和部分中小学校，之后，一座又一座“逸夫楼”“逸夫学校”出现在内蒙古各地。邵逸夫先后16次向内蒙古地区捐赠善款，总额达1.37亿元港币，全区有逸夫学校104所。
1994年，邵逸夫向牛津大学捐赠300万英磅，成立了中国研究所。
1995年，捐资兴建河南省偃师市实验中学科教楼——命名“逸夫科教楼”。捐资兴建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逸夫学校”。
1999年，向台湾捐2500万港元，救助9·21大地震灾民。
2005年，邵逸夫捐出1000万港元予南亚海啸受灾地区。
2009年，台湾88台风水灾，捐款1亿新台币予灾区。
2010年，青海玉树大地震邵逸夫捐款1亿港币。
2011年，邵逸夫退休之时，邵氏基金将公司2.59%股权馈赠给数家教育及慈善机构。
2013年3月，邵逸夫向浙江大学捐赠2亿元港币，建设“邵逸夫医疗中心”和“邵逸夫医学研究中心”。这是邵逸夫及邵逸夫基金向内地捐赠的单笔资金最大的捐赠项目。
邵逸夫拥有包括娱乐业大亨、TVB创办人、慈善家、爵士等在内的多重身份，这些头衔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轨迹，在娱乐工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成就了一代人的美好记忆。他对于慈善事业的付出和努力功德无量，他的人生在世人眼中堪称传奇。同时，这位大佬也有着世人不甚熟悉、甚至是始料未及的另一面。他慷慨做慈善，经营却极为节俭；他90岁高龄迎娶第二任妻子，多情却长情；他早立遗嘱，曾与儿子断绝关系，显得不尽人情；他也有太保守“看走眼”的时候，正是这些有趣的故事和生活的碎片拼凑出最为真实、有血有肉的邵逸夫——作为凡人，也是传奇。
探究活动：
1.列举邵逸夫的主要生平事迹。
2.以史实说明邵逸夫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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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曾经的望族，刻苦求学，留学美国，创造卡门——钱公式，36岁成为终身教授，5年被囚归国。他殚精竭虑，无怨无悔奠定祖国航天业。他，就是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那时中国的导弹事业一片空白，正当他热情的研制一种导弹时，赫鲁晓夫却调走了所有的苏联研究人员,研究又陷入了困境。当研究成功之后，他在接受表扬时，却默默地退到了最后。在新中国的科学界，钱学森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他，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延迟很多年。他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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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初长成
钱学森，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钱学森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钱均夫曾经留学日本，学习历史、地理和教育，民国时期在教育部任职。父亲的忠厚善良、博学多才、谦恭自守，为钱学森营造了一个宁静求实的家庭氛围，开启了他人生的智慧之窗。钱学森始终认定“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钱学森三岁随父母进京，钱均夫不让儿子读私塾，而是让他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钱学森到了北京后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两所附小办学正规，师资力量雄厚，钱学森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钱学森小时候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及杨家将的故事，还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映雪发愤苦读的动人故事，及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智慧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拜与向往。5岁时他已读懂《水浒》。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颖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智慧启发非常重要的阶段。1923年，当时的北京正值清王朝覆灭，动乱纷繁，人们崇尚权谋，鄙薄实务，社会环境恶化。钱学森有幸进入了北京师大附中这所得天独厚的有利人才培养的好学校，因为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教育救国的忠诚爱国的知识分子。师大附中的校长林砺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的教育部副部长)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很有成效。学生专心学习，也尽情玩耍，不做临考磨枪的事，也不追求满分，能考八十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了，但是这八十分是真正学到的、扎扎实实的知识。化学老师让学生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各种实验；国文老师除了讲授语文之外，还经常讨论时事，传达对人民、社会、国家的关心；几何老师傅种孙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讲师，讲解透彻，钱学森后来回忆在中学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生物老师俞谟(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俞君适，是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常常带他们到野外采集生物样品，制作生物标本，培养了钱学森较为广泛的科学兴趣。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在耄耋之年，仍然十分怀念母校，他后来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也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1929年中学毕业，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启发，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立志要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勾画出的宏伟的铁路蓝图。但是他的大学时代历经了“九一八事”」与“一二八事变”，钱学森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残暴行为，使他转变志趣到军事科学。尤其是亲眼目睹了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争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单靠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钻研航空工程的书籍，钱学森的志趣开始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为发展航空事业。在交大的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96分的水力学试卷，做这份试卷的人就是钱学森。在这样一份普通的试卷之后，却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各门学科都得90多分以上。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对了所有的6道题，他的任课老师金老师很高兴，给了钱学森100分的满分成绩。但钱学森却发现自己答题时把一处符号“Ns”误写成“N”了。钱学森主动把这个小错误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把100分的试卷该为了96分。任课老师金老师一直保存着他的爱徒的试卷，即使在战乱的迁徙中也一直保存在行李箱中。在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再次回到母校的时候，金老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试卷，赠与了母校。这份小小的试卷也反映了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学习、科研的一丝不苟、虚心诚实。
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技术的不发达，而日本的崛起则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经过考试，他取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他决定到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因为这是一门中国没有的新兴工业技术。1935年夏，钱学森告别父母，乘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航美国。20天后登上了彼岸，来到了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市，这里只有10万人口，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学城，因为两座世界有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
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名师荟萃，驰名全球的理工类学院，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都在这里执教，条件优越，环境幽雅，学风严谨，钱学森如愿以偿，似饥如渴，一年之后便以优异成绩获得航空系硕士学位。学工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飞机工厂实习与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美国航空企业不欢迎中国人去，这是钱学森没有想到的。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居然存在着如此的种族歧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钱学森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强盛的可贵。
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将相关的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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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个难度极大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受训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美军火箭导弹部队的军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经冯·卡门指点，将报告连同冯·卡门的备忘录一起递交给军方，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特勒在德国研制了V－2火箭，美国当局立即决定委托冯·卡门加紧研究远程火箭。1942年2月，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提交的研制计划中，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找来了老同学林家翘、钱伟长等，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钱学森主动地、创造性地配合老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期间，“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格·普朗特，向咨询团介绍了德国火箭研究工作情况，作为战犯，他也接受了有关V－2型火箭研究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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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海外游子终回国
钱学森在美国奋斗12年，功成名就，声誉远播。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丰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他的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钱学森决定回国。其实，早在交大读书时，就与同学戴中孚说过：“现在中国政局混乱，我要到美国学技术，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1950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美国一位海军次长金布尔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极具军事价值的世界一流火箭专家回到“红色”的新中国。9月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钱学森，把他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精神上的折磨。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后来，由于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信中信的方法）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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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耀国威
历经千辛万苦，几年的努力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钱学森在归国后致力于发展祖国，那时当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宣布“要搞人造卫星”时，被西方讥笑为“妄想一步登天”，但是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为国人争了口气。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1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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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赫鲁晓夫甚至扬言：“有人不愿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时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严峻的考验，沉重的压力，痛惜，担忧，义愤的人们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撤走专家的第二天，钱学森来到聂帅家里，两人深情地对视着，久久没有说话，还是聂帅先问：
“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顺利继续下去吗？”
“能，当然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从来不在外国人面前服输的他，脸上充满着自信。因他已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反复的思考，他深信自己的专家队伍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爱国热情，共同的强国之愿，共同的民族自尊，这样的队伍是过硬的、可靠的。疾风知劲草，国难显忠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悲壮与豪气充满了每个科学家的心间，成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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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钱老先生却有一个遗憾。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钱学森在航天，导弹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他提出的钱学森之问又将再一次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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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动：
1、概况钱学森的主要贡献。
2、思考“钱学森之问”。
后记
这本书是许建成校长力主编写的，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着力点之一。当任务交给历史教研组的时候，大家不乏相当茫然。有很多老师从来也没有接触过这样高难度的任务。比如，仅仅为这本书取个什么合适的名称都难倒了大家，比如一开初我想到用《史上敢于担当的名人轶事》，后来觉得怎样也不对劲；后来我们想用《为中华民族的昌盛而敢于担当》……,等等，不知改了多少次名字，最后，终于有一天灵感迸发，就用《敢于担当的人生》，第二天开编写推进会时，大家觉得真的耳目一新。于是，才定下了这个名称。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碰到了诸如要写一些什么人、写成怎样的体例、篇幅多大、着重写什么内容等等一系列难题，困难确实重重，举步维艰。好在有许校长对我们的信任，有解壮丽副校长的全力推进，有吴建安副校长及学校其他相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我们通过制定严密的推进时间表，每隔一周召开一次推进会，研究前一段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布置下一段工作重心，步步推进，这样，越到后来我们的信心才慢慢坚定起来。
编写过程中，我们最终选定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18个人物，不想急于扩大，只想先打个基础，做个开头，其他的留作今后去完善。全书以通史体的体例编写，即分古代、近代、现代三章，每章6个人物，再把这6个人物按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领域各分2个人物的安排。尤其要提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作者在边收集资料边组织文字编写时，每个人深深受到了教育，那18位人物的事迹深深的感染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从而使编写的过程同时成为受教育的过程、成长的过程。
这本书是以“敢于担当的人”为核心，意在从中国古今优秀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际遇里，是如何把自己的人生与祖国、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光辉事迹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学生从他们身上得到熏陶，并内化成敢于担当的人格品质。如果真能达到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的目的就实现了。
我们真切的知道，限于水平和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跨度很大的书稿写得引人入胜。 我们只做了一点点尝试、一点点开创，权当抛砖引玉之作。我们力争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它。我们愿为丰富南昌三中学子的精神生活而努力，愿为南昌三中的学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做一块铺路石！我们相信，我们南昌三中一定会在素质教育园地里开出艳丽的花朵。
